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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分歧所潜隐的文化内涵是复杂的、邃远的，关系着中华文化和语言文字的精神命脉，涉及对“五四“以来白话文运动之功过是非长短的认识起伏，它将在整个20世纪的中国读书界反复发作，并旁及世界汉语文化圈，甚至必然要延续到21世纪。

初入燕园足风流从“西语系“毕业（1）

在《 我与胡适先生 》中，周汝昌这样回顾了他与胡适的最后因缘：

迤逦已到1949年，北平和平解放之前，局势很显紧张了，古都文化命运如何，那时议论纷纷，没人敢预卜。我想起“甲戌本“还在我手，担心若有失损，无法补偿，觉得应该归还物主才是道理。于是专程又来到东城东厂胡同一号胡府上，叩门求见。出来开门的是位中年人，问明是胡公长公子，说明来还书。他说父亲不在，书可交他。我就在门口间交付了书，便匆匆告辞了。

我与胡先生的来往关系，实际到此为止。

这里说1949年，可能记忆有误。胡适是在1948年12月15日离开北平的，行前只带走了两本书，一本是他父亲的手稿，另一本就是甲戌本《 脂砚斋重评石头记 》。可见，周汝昌到胡宅还书，应该在此前不久。岁尾年头，时间接近，那时又不通行公元纪年，是民国年号，所以误记成1949年。

周汝昌在最后时刻将甲戌本《 脂砚斋重评石头记 》送还了胡适，这当然也体现了中华传统礼教文化熏陶出来的人格光辉。对比后来“文革“时期红卫兵抄家，将他人财物中饱私囊的行径 —— 比如前面述到周汝昌的那方古砚台就被抄去后不知下落，不禁让人对传统文化在时代变迁中的失落感叹唏嘘不已。

从历史沧桑的宏观视角，北平围城内周汝昌与胡适通信论学的活动和当时血与火的生死搏斗形成一种颇为有趣而耐人寻味的对照。天翻地覆江山易主之际，仍然有痴情的书生专注于民族传统文化精魂的艰苦探索，沉溺于远离现实政治的学术研究的追求。

表面上，政治是那样强大有力，那样惊心动魄，学术是那样边缘化，那样渺小不足道，但从更本质更长远的视角来看，对一个民族的“慧命“（ 陈寅恪语 ）来说，铁血的政治与超越的学术，各自有其不可互代的价值、影响和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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