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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另一处，她用绿色的笔添了一个介词“to“。周汝昌对这一处涉及“语文“用法的改动却有点不服气。因为按照英文正规的用法，这种句法中的这一个“to“是应该省略不写的，有了这个“to“，反而显得累赘了。过了两天，周汝昌就去向包贵思老师请教：在此处这个“to“有必要添加吗？包贵思女士笑了，回答说不必加。

1950年的毕业论文答辩，当然也是颇有点“轰动效应“的。答辩委员会以全票通过答辩后，按照惯例西语系为周汝昌举行了一个学术报告会。在报告中，打破了传统说法中的观点，如说《 文赋 》是陆机早年的作品，周汝昌说，不对，应该是他晚年的作品，接着举出证据，作了详瞻的论证。当周汝昌演讲完毕后，在场的教授全体鼓掌祝贺。散会的时候，燕大校园内博雅塔捐赠人之子博晨光（ L.C.Porter ）教授对周汝昌说：“你的论文太好了，大学本科毕业论文不要求这么好，这个足够博士论文的水平了。“周汝昌当年写的论文题目是“An Introduction to Lu Chi's Wen Fu“ （《 英译陆机〈 文赋 〉之介绍 》） ，后来在《 Studia Serica 》1951年第9期发表，这里面又有个小故事。

燕京大学有一个美国籍的研究生ArthurLink，中文译名叫林阿释，他主修中国佛教史，具体工作是要把梁朝慧皎撰写的《 高僧传 》翻译成英文。作这项研究，汤用彤先生的《 汉魏六朝佛教史 》当然是必须参阅的。这部书是用文言文写的，文体考究，词义典重深奥，再加上是说佛教的事情，专门术语扑面而来，这对于一个对汉语不过初通的美国青年来说，那实在是有点“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了。阿释就托人找助手帮助，付给报酬。不过这个“助手“可不好找，因为那工作是需要把《 汉魏六朝佛教史 》口译成能让阿释听懂的话，那当然不仅要英文好，还得对佛教也有不浅的修为。周汝昌此时在校内已经小有名气，三转两转，就找上周汝昌了。

周汝昌与林阿释交往之下，感到颇为投机。林阿释说自己是参加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美国军人，曾在印度驻扎，由于这种机缘，爱上了东方文化。退伍后就立志研究佛教，并选定了中国佛教作课题。他富有美国人的幽默感，让周汝昌感到有趣。比如周汝昌问他对印度有何印象，与中国比较怎么样？阿释回答说：“印度人富有哲思（ very philosophical ），不像中国人那么实际（ practical ）。“他因此选定中国佛教作研究对象，因为觉得要了解印度人的头脑可不容易。印度佛教更富有思辨性、逻辑性，中国文化更富有“实用理性“，这的确也是后来学术界对中国与印度两种不同文化比较的结论。

初入燕园足风流从“西语系“毕业（4）

阿释偏爱中国文化，也还真有点“入境“，比如游颐和园，周汝昌发现面对一进园门迎面而来的巨大太湖石，阿释会伫立冥想，似有所悟，而其他的西方人，则往往对这块既无“规则“又少“形象“的大石头感到莫名其妙。一来二去，周汝昌和林阿释的关系就超越了“雇用“，成为朋友了。

周汝昌对阿释说，“阿释“这两个字不如改成“霭士“更有点耐人寻味的文采。阿释听了很高兴。周汝昌又写了两首诗送给阿释，一首是七言绝句，另一首是五言古体诗。阿释说：“我一时还懂不了，你先念一遍给我听听。“周汝昌就用普通话念了一遍，阿释闭目静听，然后说：“我虽然不太懂诗的意思，但能感受到诗的节奏韵律。“周汝昌心里暗暗佩服，因为一个西方人，能对汉字四声抑扬顿挫的声调节奏一听就有感受，也是让人惊奇的事。

林阿释和另一个研究南明史的朋友James Pansons一起合租房屋，地点在燕京大学东门外成府村的东北边，是一个大四合院内的三间大北房，院内有走廊，植有大树，好像是清代官员住过的地方。因为成府村是皇家园林畅春园所在地区，清朝皇帝经常来，因此也有许多官员、士兵等要在附近置房舍作“下处“。周汝昌每天下午抽一个小时来帮助林阿释一起读佛教史。周汝昌事先作一点小准备，主要是查一查专门术语，然后就用英文把佛教史念给林阿释，阿释则用笔记录下来。过后，阿释再把记录整理打字。

周汝昌做这个工作感到很轻松，除了查几个术语外，基本上不用费劲，因为把古汉语和英文“脑口译“对他来说，实在是小菜一碟。阿释也很满意，连连称赞周汝昌是“活字典“，他就用汉语说，而没有说英文的walking dictionary。周汝昌在整个翻译工作中，事后回顾起来，只有一处发生了失误，对“转读“这一佛教专门术语，不知道应该翻译成sing（ 吟唱 ），讲错了。

林阿释和一份欧洲人编辑的学报《 Studia Serica 》（ 意为“汉学研究“ ）有所来往。有一次，编辑将一篇中文稿烦请阿释翻译成英文，内容是考辨《 列子 》成书真伪与年代的。阿释当然没有这种能力，就请周汝昌帮忙。周汝昌拿回去，一个下午就完成了，第二天交给阿释。阿释感到纳闷，问：“怎么拿回来了？“当知道已经译完后，不禁惊叹不止，连说“太快了！太快了！“阿释因此对周汝昌愈加佩服，知道他的论文是英译陆机《 文赋 》方面的，看了一部分后，就向周汝昌建议，说可以推荐到《 Studia Serica 》发表。这对于周汝昌来说，当然是求之不得的，经过向系主任柯安喜女士（ kran ）打招呼征得同意后，就连同那篇有关《 列子 》的翻译稿一起刊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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