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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缘履痕雪泥鸿爪三十而立（7）

《〈 红楼梦 〉新证 》关注“思想“的根本主旨是十分明确的。周汝昌回顾了历史上对《 红楼梦 》认识接受的贬低倾向之偏颇，并针对历史和现实指出：

问题在，尽管如此，现时对《 红楼梦 》的一般赞许还都局限在曹雪芹的文学技巧上，例如说他的人物典型创造如何如何，说他的叙述描写手法如何如何，如是而已。但这只能是曹雪芹所以为杰出的一小部分，绝不是《 红楼梦 》所以为伟大的全体。举一个至为浅显的点作例来说：李汝珍在《 镜花缘 》里以一种玩笑的态度提出一点点社会问题，就可以邀奖获赞；曹雪芹在《 红楼梦 》里那样严肃而沉痛地提出许多许多社会问题——宗法问题、奴隶问题、专制问题、官僚问题、司法问题、官僚地主问题、农民问题、宗教问题、恋爱问题、婚姻问题、妻妾问题……一言以蔽之，封建社会制度下的种种问题（ 换言之：曹雪芹的镜子忠实而详细地反映了一个十八世纪中国、本质改变前夕的封建社会 ），然而却从未受到过应得的重视，也少有人充分提出来作为专题讨论。那么，我们便不无理由说：无论清代的认识也罢、以后的认识也罢，以至今天我们的认识也罢，虽然它们之间有着基本的不同，有着显赫的进步，但一个共同点却仍然存在着，就是：一般人把这部小说的伟大都十分地缩小了——把它狭隘化了，片面化了，浅薄化了，甚至是，庸俗化了，恶劣化了！

这一段话是《〈 红楼梦 〉新证 》的“基点“和“聚焦“，也是周汝昌此后毕生研究曹雪芹和《 红楼梦 》的“核心“和“本质“。可惜的是，此后几十年的长时期内，“红学界“绝大多数人都基本上缺乏能力认识到这一点，将“考证“和“思想“生硬地割裂开来，给周汝昌戴上了一顶“考证派“的桂冠——背后隐藏着另一顶“胡适派“的荆冠，这真与耶稣被法利赛人戴上荆棘花冠而嘲弄戏耍颇有几分相似。

“考证“是为了“思想“。“考证派“是表象，“思想派“才是实质。红学界却长期患了盲目症，并由此引发出种种不得要领的说法、议论、评估，这一历史的“吊诡“就这样纠缠了周汝昌整整一生。这一“吊诡“是怎样发生的呢？自然有时代、政治、文化、灵智水平和意识形态影响等多方面的原因，而追根究柢，其最根本的“症结“问题，就是对曹雪芹原著和程高本“两种《 红楼梦 》“的认同差异。

《〈 红楼梦 〉新证 》“写在卷首“后面是第一章“引论“——也就是“总论“，它共分四个小节。这一章对于宏观把握《〈 红楼梦 〉新证 》的根本目的、写作主旨是很重要的，如果简明概括，那可以这样表述：要通过考证让被历史遮蔽了的曹雪芹《 红楼梦 》的真思想、真艺术呈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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