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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于灯下读竟,心绪如潮。自文的角度而言,此篇亦极成功——盖以此短幅驾驭如彼内涵(所涉的、提出的,诸般课题甚伙矣),足见功力,非可一日而跻者也。自内容言,所见之角度(深度、高度),亦绝非当世俗流所能梦到。洵非凡品——此义与谬奖溢美并无交涉于我怀。嗟嗟,诚如(原信此处空格表示礼貌——引者)足下所言,高山流水,皆有“缘“在。人生得一知音,为不虚矣!
除夕为此,又以快递俾吾先睹,感切感切。
此文高层次,尚虑今之期刊编者诸公未必真懂。或竟以为“捧周某捧得太高了“,敢登乎?亦未可预卜。假如不登,此书再版时,我将置之于卷首。
此文之佳,亦在活而不板,能放能收,片言居要。此皆俗流所昧昧也。
你提出性分、默契、缘分,使我心折,亦深感动。
尾声附录一:传主与作者(4)
这封信中,除表达获“知音“、“知赏“之乐外,仍然是流露周先生治学注重“活“、“悟性“、“文、史、哲会通“的一贯宗旨。欣赏文章篇幅短而内涵深远的概括力,“活而不板,能放能收“的灵活性,能三言五语说到“点子上“的“片言居要“之功夫。
信外另附一纸,是一首诗:
己巳守岁之宵,而归智为文以弘拙著。既读竟作札,临缄复成五言,时正立春,因写寄焉:
文伟怜除夕,诗平愧立春。
因君骇时俗,而我待何人!
下士常谈道,中华正富民。
讵闻财为匮,长叹睿灵贫。
庚午立春之刻拜草
1999年初,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请周先生选编一本1949年以后的红学文选,作为丛书“中国当代文化书系“之一。开始策划的篇幅很大,周先生艰于目力,乃给笔者来信,要我帮助粗选一下篇目。笔者遵命,即翻检书刊,分门别类,列了一个很长的篇目单子寄去,周先生很高兴,回信说“不致曳白矣“。后来这本书搁置了很长时日,最后将原计划的三大卷选本缩减为四十三万四千字的一册,即2003年3月出版的《 红楼鞭影:中国当代〈 红楼梦 〉研究 》。缩编篇目的取舍也并没有通过周先生,结果笔者自选的两篇也被拿掉。周先生拿到样书后,赶紧来信解释,说明经过,探佚方面的文章就留了赵卫邦、蔡义江和徐恭时的各一篇,徐恭时先生已经过世,没有出过书,就让给徐先生吧。笔者对这些事本来不太在意,就回信说这样也好,可免去选本之“周派“嫌疑也。周先生乃回信说:“弟文遭删,不以为意,反有妙论。是极,是极。真高见也。其实我亦不暇计‘口实’,选得再‘公’,其骂声之奉也不会惠免。我对某界人早已‘哀莫大于心死’。亦一笑!“( 2003年7月19日邮戳 )不过,这册《 红楼鞭影 》前边有周先生写的一篇很长的“导读“,共十七个小标题,其实相当全面地反映了他对红学的看法,别处还是不多见的。
20世纪80、90年代,笔者还属于为“成才“而努力奋斗的阶段。那时对周先生的来信,笔者的回信有些“放不开“,一般都是就事论事,简单答复,除了少数几封,真正敞开心怀的交谈其实不多。所以比起周先生的来信,回信大为逊色。这当然既与笔者的个性有关,也和那时的情境处境有关,是不必为外人道的。周先生赐下的诗篇,我所和作的也不多。进入21世纪,诸多世缘渐了,似乎也有点老境将至、“心态颇改“的味道,好像诗情诗思也“回光返照“,吟咏增多起来。周先生过去的赠诗,乃有“补和“的兴致。如1994年周先生赠有一首五古,笔者于2001年12月补作了一首唱和之作。今将两诗录下:
周汝昌1994年诗
古人喻知己,拟弦曰知音。
岂在誉浮词,一矢破核心。
谓我和者寡,孤独之情深。
芹传得新评,椽笔肆漓淋。
恐惊俗世目,疑谀为市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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