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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问题，借此机会请教。１４２１年永乐帝迁都北京后，仍留南京为“陪都“，各职司照设

如常，虽为闲职，但也能满足中国人居官为贵的心态，而且仍有被擢拔京城的可能，严嵩

即为一例。严长期在南京任闲职，直到嘉靖十五年，由夏言所荐入北京任礼部尚书。嘉靖

朝的张璁和桂萼，原都是鼎力支持朱厚熜的微臣，在极短的时间内被擢拔入阁的，两人都

在南京刑部待过。这“陪都“的衙门，像是明代官员选任的蓄水池，前后各朝没有如此设

计者，历代论者也少有人留意此处，如此重要的政治设计，长期被忽略，总觉惋惜。我的

疑问是，永乐帝的这一心思，对后来两百余年的明代政治，甚或后来六百年的政治产生了

怎样的影响？永乐帝之后的朱家子孙，杀官如麻，动辄成千上万，与此制度设计是否有什

么关系？你的书中特别注意到了自朱元璋始的明代杀官现象，以及给文官队伍——换句话

说，给中国古代的士大夫阶层带来的巨大伤害。因此，我不太相信你没注意到这个隐秘的

“陪都“对此“传统“的作用。但书中说到这里，仅三两句而已。你能否就此多说几句？

李：我想，对中国人、中国文化、特别是中国读书人荼毒得最凶恶的，

是中国数千年以官为本位的文化传统和朱元璋设计的各项帝国制度。这些东西使得中国人

太少选择的机会并且至今还在腐蚀着中国人的心灵。与今日世界其他国家比较，这个传统

对我国的现代化发展有不小的阻滞作用。

很惭愧，我没有认为把南京当成陪都是多么重大的一件事，所以确实没

好好想过这个问题，不敢多说。

刘：明中期以后的政治衰微，与各帝的选官之法有着很深的关系。如何

深获帝心，至为关键，这本是常情。但嘉靖朝犹甚的是将写“青词“作为选官的重要标准，

令人匪夷所思。严嵩，其《庆云赋》《大礼告成颂》，不仅辞章华美，且因其谀意入髓深获

帝心自不待言，然徐阶、夏言也是如法炮制，则让人不能不深想一层。你书中对此著墨不

浅，但读之仍有不解渴之感。能否再捋出个顺序来，让更多的人看看这写青词一法，是怎

样把知识分子引入诡谲的升迁之路，从中推算出中国政治的某种吊诡的逻辑来？

李：苏里兄，不要害人。这个问题看似浅显，其实是不容易说清楚的大

题目。因为这根本就是一个官吏考选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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