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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7月，全国第一届“文代会“在北平召开。梅兰芳作为上海文化界的代表应邀出席。在会上，他认真听取了中共中央副主席周恩来的政治报告和郭沫若题为《为建设新中国的人民文艺而奋斗》的大会总报告以及茅盾、周扬分别总结国统区和解放区革命文艺运动的报告。

这些报告让梅兰芳眼界大开，他不禁为自己过去只专注于塑造美女佳人的形象而略感惭愧。因而，这些报告中所表达出的“文艺工作者要学习，要改造思想，要与新社会的主人──‘工农兵’相结合“的思想以及郭沫若提出的“接受毛主席的指示，创造为人民服务的文艺“的口号对梅兰芳的触动很大，他突然意识到自己以前的“服务对象究竟是什么是模糊的“。

这以后，他认真学习了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逐渐明确了文艺应该首先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他说：“明确了这个方向，我觉得自己的艺术生命才找到了真正的归宿。“正因为如此，梅兰芳从此的演出活动无一不紧紧围绕着“为工农兵服务“这个宗旨。按照他自己的说法，他“到过京、津、沪、汉与几个工业区如石家庄、无锡及东北八个城市，参加了鞍钢三大工程的开工典礼，同时，还光荣地参加了赴朝慰问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的工作，后来，又到华南慰问中国人民解放军。“从中我们可以看出，他的观众已由过去的达官贵人、文人雅士转变为了工农兵。

两个月以后，梅兰芳又一次北上，参加了全国政协会议，而且还当选为全国政协常务委员。会议闭幕后次日，即1949年10月1日，他以全国政协常务委员的身份参加了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典礼并观看了阅兵式。以后，他又先后当选为全国人大代表、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戏剧家协会副主席、中国戏曲研究院院长、中国京剧院院长，还被周恩来总理任命为中国戏曲学院院长。从此，他不再是单纯的演员或艺术家，而一跃成为政府官员。

身份的巨大变化使他发自内心地感慨道：“我在旧社会是没有地位的人，今天能在国家最高权力机关讨论国家大事，又做了中央机构的领导人，这是我们戏曲界空前未有的事情，也是我的祖先们和我自己都梦想不到的事情。“然而，身份的改变并不意味着他就此懂得了政治、认清了政治，他其实还是原来那个艺术家梅兰芳，还是没有成为政治家梅兰芳。

在北京开过全国政协会后，梅兰芳应天津市文化局局长阿英邀请，率团赴天津作短期演出。此间，他接受了天津《进步日报》文教记者张颂甲的专访，参加访谈的还有秘书许姬传。当时，全国戏曲界正轰轰烈烈地致力于戏剧改革。很自然地，访谈的话题便集中在京剧艺人的思想改造和京剧剧目的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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