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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情的最终解决办法是:天津市戏剧曲艺工作者协会出面召开一个旧剧改革座谈会,请天津知名文艺界人士参加,也请梅兰芳、许姬传参加。也就是说,这个会议实际上提供了一个让梅兰芳“改正错误“的平台。梅兰芳也就在这次会上,很“及时“地修正了自己的观点。他说:“关于内容和形式的问题,我在来天津之初,曾发表过‘移步而不换形’的意见。后来,和田汉、阿英、阿甲、马少波诸先生研究的结果,觉得我那意见是不对的。我现在对这个问题的理解是,形式与内容不可分割,内容决定形式,‘移步必然换形’。“
梅兰芳当初之所以说“移步不换形“,并非信口开河,而是他多年京剧改革创新经验的深切体会。从1913年创排时装新戏开始,他一直没有停下创新改革京剧的步伐,虽然他因为内容与形式的矛盾而放弃了时装新戏,但随即将精力放在了古装新戏的创排上。无论如何变化,他始终遵循一条,那就是决不背离京剧的艺术规律。他的戏较之传统京剧有了很大的变化,但依然是“京剧“。由此可判断,他所说的“形“其实并非仅仅指形式,而是京剧的艺术规律、京剧的特有风格。所谓“不换形“,便是不违背京剧的艺术规律和特有风格。
显然,梅兰芳后来修正的“移步必然换形“肯定不是他的真实意思表示。但是,在当时的情况下,他不这样做,又能怎样?对于人生始终还算平顺的他来说,这次风波着实让他领教了政治的厉害。从此,他重新变得沉默。
在大陆的梅兰芳逐渐走向政治,在香港的孟小冬继续着她无名无份的平淡生活。从她和梅兰芳的关系上看,她是追求名份的。然而,她跟杜月笙多年,似乎早已淡化了名份。在外人看来,她习惯了没有名份的生活,她对生活的淡然、从容似乎让她达到了一种无所需、无所求的境界。其实不尽然,外人哪里知道她内心的真实感受。这种无名无份的生活,并非她愿意的。但是,她心里也很清楚,有些东西,比如名份,不是你想追求,就能够追求到的。她之所以从来没有要求杜月笙给她名份,只是在耐心地积累,耐心地等待着时机。
1950年秋,时机到了!之前,留在大陆的杜月笙的师傅黄金荣受政府委托派人到香港劝说杜月笙返回大陆。与此同时,夏衍、潘汉年、章士钊也到香港面劝他返回大陆。风声传到了台湾。台湾方面本来就对杜月笙始终不肯去台湾心存不满,如今又听说他和大陆方面“眉来眼去“,更加恼火,于是放出风来,警告他小心行事,否则后果会如何如何。
杜月笙当初既不选择留在大陆,也不选择去台湾,实则选择了一个两头不靠、两边观望的中间状态。他以为,香港对他来说,是最安全的避风港。如今,他被双方夹击,他感觉香港也待不下去了。他要重新选择一个安生之地,哪里?法国。于是,他立即召集全家人,说了他的想法。家人自然不敢反对。随即,他让管家万墨林为全家人申请护照。数数人头,一共是27人。
就在这时,始终未发一言的孟小冬突然说了一句话。这句话,让杜月笙,让在座的所有人惊骇不已。她说:“我跟着去,算使唤丫头呢,还是算女朋友呀?“这简直可以说是一句话唤醒梦中人了。杜月笙也好,姚玉兰也好,其他人也好,都猛然觉醒:对呀,她孟小冬算是杜家的什么人呢?
很多人有疑问,当初孟小冬跟着杜家由上海迁往香港时,为什么没有说“我跟着去,算使唤丫头呢,还是算女朋友呀“这句话。那时,她也既不是使唤丫头,也不是女朋友,还不是无名无份地跟着走了嘛。为什么如今在杜家又要迁居的情况下,突然发此感慨呢?其实,这正是她的聪明之处。
所谓今非昔比。那时,她由北平南下上海住进杜公馆不过半年。仅仅这半年,她还不可能牢固她在杜家的地位。何况,她在孤立无援的情况下被姚玉兰盛情相邀,她对姚玉兰充满感激。因此,她有太多的顾忌,不敢因为争名份而得罪姚玉兰,更不想为此使杜家鸡犬不宁,从而使杜月笙对她有所反感。否则,她很有可能又一次失去“亲人“,失去“家“。眼下情况不同了,他们在香港一年多了,在这段时间里,她细致照顾杜月笙的病体,喂汤送药、饮食起居,事无巨细。在杜月笙精神好的时候,她还会唱几段,让他过过瘾。可以说,在身体上,在精神上,杜月笙都离不开她了。
关于她和姚玉兰的关系,并没有随着共同生活的长久而更加融洽,反而日渐疏离。具体原因,谁也说不清楚,有人说孟小冬孤傲,很难让人接近;有人说她脾气古怪,不易跟人相处;有人说姚玉兰因为杜月笙偏爱孟小冬而对她充满嫉妒。总之,拥有同一个男人的两人女人,根本就不可能和平共处。据说,在香港居住时,杜家各自为政,就连吃饭,也因口味的不同而各吃各的。杜月笙因身体原因,吃烧得很烂的面条;姚玉兰躲在自己的房里吃水饺;孟小冬独自一人啃面包。两人的关系到了这个地步,孟小冬似乎也就无所惧了——不争名份都如此,就算是争名份,她姚玉兰又能怎样?何况,她觉得,这是她应得的,更是杜月笙对她这些日子以来无微不至照顾的报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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