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的境界。“在此种境界中底人，其行为是‘事天底’“（同上）。处此境界中之

人，已完全地觉解到宇宙的存在并自认为宇宙之一员，自认是“天民“，因而他的

行为皆符合宇宙“大全“之利益。他与宇宙“大全“相融无间，因而能超成败、超

顺道、超生死，最终达于“极高明而道中庸“的圣人境界。

在冯氏以上的境界说中，处于自然境界和功利境界中的人即是现实生活中的一

般大众，这两个境界是人不求而自达的；而生活在道德境界与天地境界中的人分别

就是贤人和圣人。圣贤是人所应当努力成为的人，而这两种境界也正是作为人应该

不懈追求而努力达到的境界。因此，对于人生的努力来说，只有后两种境界才有意

义和价值。冯氏认为，人的努力与追求无需外在的行动，只需不断加深自我“觉解“

的程度，直至达到最高程度的“党解“，实现“成圣“的终极目的。而帮助人提高

“觉解“的程度，正是冯氏建构哲学形上学的最高目的和意义。由此看来，冯氏的

“新理学“虽从最不着实际、抛开任何现实具体内容的形式的、逻辑的观念开始，

但最终的目的却仍然落在“使人成为圣人“这一非常具体、实际的结论上，这便是

“新理学“的旨趣之所在。

冯友兰是继梁漱溟、熊十力之后“新儒家“学派的又一位重要代表，他的“新

理学“是中国三四十年代有相当影响的哲学思想体系。“新理学“的建立，标志着

新儒家哲学发展到了一个新的成熟的阶段，新理学不袭今，不仿古，而是力求在继

承和发展前人思想的基础上，致力于中西哲学的融会贯通、博采众家、自成体系。

从而在现代中国哲学界独树一帜。这主要表现在：首先，新理学突破了梁漱溟等早

期新儒家学者将中西文化对立起来的偏狭观念，而以一开放的心态和宽容的精神，

寻求中西文化之共同点，并以此为基础，取长补短，互相融合，表现出前所未有的

包融性和开放性；其次，冯氏鉴于中国传统哲学中重总体概括、轻逻辑论证，重直

觉体悟、轻理性思维的缺陷，试图引进现代西方哲学界较为流行的“逻辑分析“方

法，以改造传统哲学的思维方式，从而开辟了一条研究哲学的新路，这对促进中国

逻辑学的发展大有裨益。

（杨全昌 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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