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他最主要的哲学著作《近代唯心论简释》和《文化与人生》就是这些论文的

汇集。正是藉着这两本论文集和《当代中国哲学》一书，我们得以了解贺氏哲学思

想的形成及其基本观点和立场。

贺氏哲学思想的形成，是以对“新儒学“思潮的分析和总结为基础的，他认为，

“新儒家“哲学代表了“五·四“以来哲学思潮的主流。他说：“广义的新儒家思

想的发展或儒家思想的新开展，就是中国现代思潮的主潮“，而梁漱溟、熊十力、

冯友兰等人就是推动这一主潮的得力人物。为此，他着力对他们的哲学思想进行了

评析。

贺认为，梁漱溟的“新孔学“是五·四时期“比较有系统，有独到的见解，自

成一家言，代表儒家，代表东方文化说话的“（《当代中国哲学》），而梁本人则

是“新文化运动以来，倡导陆王之学最有力量的人“，“他坚决地站在陆王学派的

立场，提出‘锐敏的直觉，以发挥孔子的仁和阳明的良知“（同上）。贺指出：梁

一方面倡导儒家的人生态度，另一方面又主张全盘接受西方的科学和民主，这虽未

完全逃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旧框架，但却比较巧妙地避免了东方文化优于

西方文化的偏狭复古思想，因而有别于当时冥顽不化的复古主义者。在贺看来，他

的思想在当时的社会起到了“使人对整个东方文化的前途，有了无限的乐观和希望“，

从而“助长国人对于民族文化的信心和自尊心“的作用。

但贺对梁漱溟的思想亦有所批评：首先，从整个思想体系来看，“梁先生注重

的是文化问题，他发挥儒家陆王一派思想，亦重在人生态度方面，很少涉及本体论

及宇宙论“，而缺少了对儒家哲学形而上学的研究，不免失之简单与粗糙；其次，

梁对东西文化的比较“只是技拾许多零碎的事例“而“缺乏文化哲学的基础“，因

而其文化比较理论就显得较多经验的感受而缺乏严密的学理说明和逻辑论证。再次，

梁虽大力提倡其直觉认识论，但他对“直觉“这一概念的界说及其内涵的规定始终

是含混不清的，且在逻辑上有前后矛盾之弊。从现代新儒学自身的发展来看，贺对

梁的批评无疑是正确的。当然，这种批评并非是否定梁的整个哲学体系，而是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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