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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朔:现在有群生猛小生,冲著名人开刀,不光是给余秋雨、王蒙上课,讲台都搬到像钱钟书这类德高望重、众口一词的大师门口。
感觉上,钱钟书学问很大,挺清高的,拒绝这拒绝那的,似乎不像余秋雨,不像我这么媚俗。
老侠:钱钟书是有学问,也很清高,从媒体的报道看,他是爱谁谁,拒绝中国的媒体炒作,《东方之子》的采访也吃闭门羹。他更拒绝国外名牌大学的邀请,管你是牛津、哈佛,没戏。而恰恰是这种拒绝,又变成了另一种炒作,“大隐隐于市“
这条古训又有了当代践行者,越隐越显,越拒绝越有人格高洁的美名。这种生存策略在中国已有几千年传统,有文字记载的历史有多长,隐士成名的传统就有多长,我弄不懂这种隐士文化到底是什么——所有的隐士都极有名,且都是“岁寒之松柏“之类的高洁。
王朔:我怎么觉得这像是一种成心。
老侠:钱钟书的那种拒绝,我以为是一种人格上的盲点,也就是狂妄到极致,甚至透明的程度。大家莫名其妙地把他捧上了“钱学“的位置,他就当真了,以为自己是中国乃至世界最大的学问家,狂妄到连牛津、哈佛这样的高等学府都请不动的地步。而我以为,一个学者总要心存敬畏,像牛津、哈佛这样的地方,出过多少影响人类历史进程的大学问家。大思想家。大科学家呀。一个学人去这种学术圣殿,就像教徒走进教堂。如果你还是个学者的话。而且他拒绝的理由是人家听不懂他的学问,他去牛津、哈佛讲学是对牛弹琴。中国的文化传统中,推崇无所不能的人格神,一个人要是圣贤,就什么都行,进可以平天下,退可以齐家修身,所有的界限都没有了。作家可以成为绘画或音乐权威,物理学家可以在经济决策上说三道四,结果搅得一团糟。
王朔:这就有点儿过了。
老侠:钱的这种轻蔑,给我的感觉似乎是这世界上只有他自己能听懂他的学问,剩下的人皆是附庸风雅的文人或小痞子。我不禁要问,钱钟书你是谁?你以为你是谁?你有什么真正的东西可以使你高傲到狂妄到“一览众山小“的悬崖上?心中没有敬畏的学人,决写不出好东西。这种敬畏是自己赋予自己的。当你提笔时,要时刻感觉到有一双明察秋毫的眼睛高高在上,命令你必须保持知识上的谦卑与诚实。
王朔:好像孔子也这么自负,登泰山而小天下。我听说钱钟书真的有学问,会若干种外语,一弄就是五湖四海,学贯中西。
老侠:钱是有学问,但既没有思想也没有方法上的独创。他的《管锥篇》不过是中国从汉代开始的注经传统的墓志铭。
俗话说:先秦之后没有“子“。中国学术史、思想史在百家争鸣之后,就是一部不断地把智慧消耗到注经中的历史,四九年后由注孔子转为注马克思主义。从注经的角度讲,钱钟书堪称一绝,为一桌鸡毛蒜皮也要找来五湖四海的洋佐料。他声称别人听不懂,他那个《管锥篇》压根就不想让你懂,来来回回说些废话,犄角旮旯地掉书袋子,一弄就一大堆旁征博引。据说考钱的研究生要会五种外语,我不知道,这是招收研究生还是借此炫耀卖弄语言天赋。钱有方法吗?没有。有原创的思想吗?更没有。“钱学“的产生很可笑,我想不出那些捧“钱学“饭碗的人研究些什么。《围城》嘲讽知识分子,“钱学“是对中国学术的最大嘲讽,在思想发现的层面上,“钱学“的研究界的智商等于零。《围城》也就是部酸甜的小说,人们却把它捧上了天。
王朔:学问的深奥我不大懂。但我读《围城》的阅读经验与读余秋雨的东西十分相似。都是先听说如何如何好,拿来一读,文字迷人,给人的直觉这人有学问。
但当你再向深读,视野开阔了一点儿,就会觉得这人是在玩花活儿,表面迷人的功夫如此深,其实里面没什么。他只是在炫耀他的趣味和学问,他并不想严肃地说点什么。
老侠:我初读钱钟书是《谈艺录》,一翻开真如初涉水的人面对大海,以为自己肯定游不过去,或要花终生经历才能游到一半,不被淹死就算造化大了。但读完了,除了东拉西扯和用牛角尖扎人外,不会给你任何启迪。我又寻遍钱钟书的文字,发现没有一篇可以称之为给人警醒的东西。中国的传统诗问的那种评注式感悟式的方法,有王国维的《人间词话》足矣。王国维不仅有学问、有思想也有真性情,他的学问扎实,却无一丝卖弄;他的灵性跃动,却无一点浅薄;他的性情撼人,能够以生命殉一种垂死的文化。这让我想起鲁迅的名言:
敢于扶叛徒的尸体痛哭的人,方为真脊梁。
王朔:一些关于钱钟书的赞美,包括杨绛的回忆,大都讲钱钟书的“文革“厄运,但钱在此前的境遇还是不错的,比许多人的命运都好,但这两位德高望重者似乎从不提那一段,感觉上,他们四九年以后尽受苦了,且苦大而仇不深,一副淡泊名利的仙骨。
老侠:钱的淡泊名利是做给社会看的,同时又是一种生存策略,既对苦难和社会不公正保持沉默,又能把自己塑造成似神的人格。在中国,面对那么多苦难与无耻,沉默似乎成了一种美德,一种良知。
而我以为,沉默非但不是美德,反而是一种巧妙的无耻——一种生存策略。无论多大的学问家,一旦太珍惜自己的羽毛,就将丧失良知。
王朔:想起鲁迅的名言,怎么说来的,好像是,沉默啊沉默,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死亡。特别是对于知识分子来说,沉默即死亡。
老侠:这些年知识界有股极不公正的思潮,对死去的人照死里夸,塑造一个个新的人格神,比如有关陈寅格的炒作。
王朔:好像还有个叫顾准的。
老侠:顾准与陈寅烙大不一样。有一次纪念顾准的讨论会上,一些中青年学者对顾准并不买账,说顾的理论早落伍了。
纪念顾准明摆着不是理论问题,而是极端恶境中的坚守问题。
顾准是在多么恶劣的环境下写出那些东西的。换一些人,知识再多,理论再博大深邃,未必能写出那些东西。冯友兰可谓大家,但看看他在四九年以后,特别是“文革“中写了些什么,全是垃圾。顾准的那种坚韧与良知,那种知识上的诚实,不仅在当时,就是现在,也是大大小小的学者文人所没有的。
这些不屑于顾准的中青年学者,在知识上可谓学贯中西,但在做人上一无所知。
他们用开放时代的知识去贬低顾准,未免太冷血了。朱学勤就此写过一篇东西,很沉痛、很激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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