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全球王室用杖、只有中国人用鼎的传统，我还有另外一个猜想：中国地区承认自己从属于中东的母国，所以从来没有为王的非分要求。古代等级森严，对于王权人们从来不敢有所僭越。鼎本为没有政治含义的食用器皿，用来烹煮肉等，后来演变为具有象征意义的礼器，比如社会政治结构的最上端的人们可以使用九鼎八簋，次一个等级的用量逐渐降低，一直到只可以用一鼎，平民百姓则一个都不可以使用。那么作为这个等级序列的最顶端，同样有他们不可跨越的雷池：王杖是绝对不能使用的，因为在中国的“王室“从中东的角度讲不过是“诸侯“而已。这就是在中国见不到王杖的原因，鼎反而成为王权象征。长期以来人们把中国的鼎作为“王权“象征看待，是个错觉，将其作为“省长“或“总督“的象征才可能比较接近事实吧。

3.“外面的“事情《圣经》为什么不提起

隐约感觉到，《圣经》与中国历史一样避讳提及“外面“的事情，喜欢以“我“为中心，外面的事情有时故意装做不知道，甚至外面的世界对于他们来讲并不存在，周边皆为不屑“狄夷“。在古老显赫的中东家族那里，年轻的中国显然是他们眼中标准的“狄夷“。

但《圣经》作者会不会出于什么善意的动机对受到驱逐或自愿离开中东的家族全部故意隐而不谈呢？这里面或许有约定俗成的重大理由，正因如此《圣经》对这一传统本身更是讳莫如深，以至于在《圣经》中我们无法直接找到这一理由的表述。对于这个问题我曾经试图从常理进行推理，但都不太确定，最后在一本书中偶然地得到了一个答案，并且出处来自一本谈中东历史文化的读物，这使我欣喜不已。

“在古代（中东）社会，把某个成员驱逐出社区就是最重的处罚了。它相当于（罢黜）今天的公民权，判处死刑。因此上帝把亚当和夏娃驱逐出乐园，也就标志着他们在乐园的公民权被取消了，死亡了。他们从此之后就要和上帝创造的那个充满危险的世界搏斗，这和判处死刑实际上是一码事。正因为如此，在古代农业民族中，都有安土重迁的情结。①“

传统中国人是“安土重迁“的民族代表，仅从这一点也可以看出中国与中东之间的又一文化联系。中国人如此重视外出动迁、死守家园也不愿意搬迁的心理从这一点也算是找到了根源，因为没有人喜欢被判“死刑“。远走他乡不仅标志着自己生命的消亡，也标志着在家谱上永久消失，所以它更是一种耻辱。时间久远之后我们忘记了“安土重迁“的原由，但却机械地保留了该传统，中国人即便是死也要“落叶归根“的心理是这一古老传统的另外一种形式的延伸。被驱逐的恐惧深深地留在中国人的记忆中。

但有人会以此来反驳我的“全球文明同源论“：既然中国继承了安土重迁的传统，一般意义上的西方人也应该同样如此，但为什么今天的西方人就和东方人有不同观念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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