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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建英:北京人有一种把生活当成一台大戏看的心态,他觉得这戏就得锣鼓喧天,就得出点儿事,有人得发财,有的人可能就会倒霉,然后大家摇着扇子,在那儿乘凉时都有故事可讲。也都不想下头这个孙子儿子再继承什么财产,都备好没有,这些都不太费神去想。
刘索拉:不想,没有这个计划,北京人的魅力就在于此。北京人喜欢凑合,今天高兴,大家就都高兴,明儿就不知道了。今儿就今儿了。北京城经历了多少社会的大变动呀,换了多少朝代呀,所以北京人拥有的特殊心理,是国外人不懂的,国外人看到北京人这种情况就着急,说你们怎么能这么消极呀,你们怎么不干点什么?北京人说,干什么呢?这不是挺好的吗?北京人这种反应,我觉得挺特殊,也特舒服,世间难得,挺好。
查建英:你绕不过去这个,这地方就是我们的老家,甭管好赖,它永远揪着你的心,你惦记它、盼着它更好。不像美国或者欧洲,制度全都建成,社会很成熟,而且都建成好几代了,一切在一个稳固的轨道上进行,你从生下来就知道你大概会上什么学校,上完学以后你大概会找什么工作,然后多少岁数以后你大概买什么房子,买什么车,然后开始抚养下一辈,怎么怎么样,然后养老金。倒是安心,但我觉得这要成了一种惯性也压抑、也无聊。倒是享受,但光是坐享其成也有些别扭,毕竟是别人的“成”:人家几代辛苦铺了路种了大树,你搭车来乘凉了,有点占便宜的感觉。
刘索拉:所以话又说回来了,你要是心态正常的话,想想八十年代出现的事也挺好玩儿的,跟北京发大水似的,突然下了场大雨,马路上全是沟,下水道全都不通,水都积在马路上,车都不走了,白菜和西红柿都飘在水上,大家都发疯,然后又觉得特别高兴。八十年代不就是这种感觉吗?
查建英:也是一场戏。你就说刘再复,就是当年社科院文学所的所长,他那时一演讲文学主体性呀什么的,据说有上万人去听;在公园里办诗歌朗诵会,能站满了人;把尼采、海德格尔译过来,居然能成畅销书。
刘索拉:是,我们班同学的那种现代音乐会居然能够卖黑市票。所以说起来国外人都不相信,说作曲家的现代音乐会怎么能卖黑市票?跟流行音乐一样了,怎么可能呢?都觉得特别奇怪。但是这些事就是发生了,而且呢,还是一个挺好玩儿的时代。
查建英:所以人心里面本来就有一种很矛盾的东西,一方面他希望做一个正常人,另一方面太正常他又觉得很无聊,所以他又希望有一些不正常的事情发生,他能有的时候发发狂。就像理性和非理性一样,他不能永远在理性上,理性到头了他会转向非理性。
刘索拉:所以反过来咱们也不能批评八十年代太狠了,把八十年代骂了一通,批评得体无完肤……
查建英:其实它还是挺可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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