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3年2月，就在这张床上，哈丽特整整躺了一个月。

她患着肺炎。

当她发着高烧的时候，她一会儿看见手持家规鞭的红头发苏珊太太，一会儿又看见瓦格纳炮台的斜坡上硝烟弥漫，看见平奇阵亡后的面庞。后来，又看见白宫附近哨兵刺刀上系着的黑纱。末了，又看见乘务员愤恨得变了形的面孔，还听见他那“黑人打白人”的哀号。哈丽特又哭起来。

如果是简·贝利，那是不会哭的。简·贝利是另一种材料制成的人。

早上，烧退了。汗水从受过伤的额头上冒出来，她已无力去擦拭。但是，她觉得轻松了一点。

苹果树枝的阴影在被子上移动。春风在窗外飒飒有声。但哈丽特觉得那不是风声，而是马里兰的原始森林在呐喊。她觉得她好像正在林中旷地上，斧声笃笃，老本赞许地叫道：“啊—嗨—啊，海特！让他们瞧瞧你怎样放倒希可利爷爷吧！”太阳透过树叶，一道金光直射下来，就像一注蜂蜜，从土罐倒进绿色的盘子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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