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管我们怎样下功夫，我们仍然难以弄清这颗骚动不安的心灵中的广泛的兴趣、变幻的心情以及在心灵深处翻腾的邪念和高尚的思想。从这些乍看似乎乱七八糟的互相矛盾、互相冲突和有时互相推翻的信念中，容易作出不正确的结论。这个孤独的人是怎样逐渐扬弃生活中的渣滓，经过长期顽强的内心斗争克服“懒惰、急躁和优柔寡断”慢慢前进的，——我们只能细心观察。

托尔斯泰晚年，有一次有人问他：“某某先生是个完人。他不抽烟，不喝酒，从不发脾气，和蔼可亲，他的声音亦如其人：平静，温和，亲切，——他没有情欲，一尘不染。……而另一个人则情欲旺盛，恶习甚多，经不住诱惑，甚至道德败坏，但是他认识自己的过错，并且努力改正。前者心情宁静，生活愉快；后者总是受良心的谴责，但是又一再重蹈覆辙。前者是正人君子，可是后者呢？……”托尔斯泰微微一笑，回答说：“那么玛丽娅·玛达琳娜呢？这完全要看他们各人是否谦逊，是否努力向着，主要的要看是否忏悔。当我文过饰非的时候，就是我堕落最厉害的时候。”⑥

每一个“上过阵”的军人都知道，消息闭塞，无所事事，待命行动这种生活是多么难熬，多么瓦解人的斗志。于是写作便成了托尔斯泰的消愁破闷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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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月底，托尔斯泰接到涅克拉索夫的信，勉励他从事文学活动。涅克拉索夫写道，他“找不到恰当的词句对《少年》作出应有的赞扬”。托尔斯泰尽管短时间受到赞扬的鼓舞，但是仍然继续对自己的作品进行尖锐无情的批评。他按照自己早已养成的习惯，对后来更名为《伐木》的《炮兵军士的笔记》反复修改。他重读了《童年》，感到不满意，他在日记里写道，《童年》里“有许多败笔”。如果不是这部作品已经出版，他无疑会重新彻底作一番修改的。他从不仓促动笔，只是文思泉涌时才匆匆写出大意，然后进行加工、修改和润色。

他还在１８５２年１０月８日的日记里就写道：“必须永远抛弃一挥而就的思想。至少要修改三四次。”他著作越多，对自己作品的要求就越严格，修改得越加细致。他对待自己的作品也跟对待自己的精神境界一样，总感到不满意。在他早期的手稿里就已经可以看出他是怎样孜孜不倦、耐心细致地锤炼自己的作品的：在空白和行距之间增写，改变题目，大刀阔斧地删除与故事不协调的笔墨。他在１８５３年１０月１６日的日记里写道：“为使作品生色，任何天才的添枝加叶都不如大刀阔斧的删削。”

托尔斯泰与那些英勇无畏、朴质平凡的士兵们（其中不乏智能之辈）朝夕相处，观察他们的心理和禀赋，产生了对他们进行教育的想法。而这项任务在他脑子里又与提高军中的爱国主义精神的想法交织在一起。托尔斯泰同一伙有文化的军官组织了一个在军人中间普及教育的社团。他们决定首先出版杂志，登载“描写战斗和战斗功勋的文章（不登其它杂志那些枯燥无味、弄虚作假的文章），以及阵亡将士（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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