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８５５年１月６日给塔季娅娜·亚历山德罗夫娜姑妈的信中不胜痛惜地写道，“老实对您说，这一挫折使我十分痛心，而且大大改变了我的一些计划。如果上帝让克里米亚战役以胜利而告终，如果我得不到满意的职务，如果俄国不再打仗，我就离开军队，到彼得堡去进军事学院。我脑子里作出这样的安排……是因为我不想放弃文学活动，而在这种军营生活中又不可能从事文学创作。”④

托尔斯泰把时间用在玩牌、读书和试译海涅的叙事诗上，同时断断续续地写《一个俄国地主的故事》的初稿。此外，他还着手进行一个与他根本不相称的工作：制订一个改编军队的方案。

１８５５年２月１８日尼古拉一世的逝世以及向新沙皇亚历山大二世的宣誓这两件事，震动了俄国，在军队里引起了巨大的波动，群情高涨。

“俄国将发生伟大的转变，”托尔斯泰在３月１日的日记里写道，“要努力工作，振作精神，迎接俄国生活中的重大时刻。”⑤托尔斯泰的预言是正确的。随着年轻沙皇的登基，俄国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农奴制问题在社会上有文化的人士头脑中业已成熟，必须加以解决。十二月党人起义的革命思潮被镇压下去以后，尼古拉一世的迫害还使得俄国人心有余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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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变必然到来，敏感的托尔斯泰密切注视着事态的发展。俄国文学界对社会的影响越来越大，人们倾听作家的声音，如饥如渴地阅读他们的作品，寻找对成熟的问题的答案。

托尔斯泰的军队改编方案被“束之高阁”，赌债累累，于是他再次从抽象的宗教问题里寻求超脱。“今天我接受了圣餐，”他在３月４日的日记里写道，“昨天关于宗教和信仰的谈论使我产生一个宏大的意图，我觉得我能够终生为实现这个意图而努力。它是一种新的宗教的基础，这个宗教不带神秘色彩，讲究实际，能促进人类的发展，与基督教并行不悖，它不宣扬天国的幸福，而创造尘世的幸福。我明白，这个想法只有经过数代人的自觉努力才能实现。代代相传，狂热或者理智终将使其变成现实。努力使人和宗教结合起来，这就是我的想法的基础，我希望我将被这个想法吸引住。”⑥

对上帝的信任和痛心的忏悔象是荡涤了沾染在他身上的污垢，他重新执笔埋头创作。他写作《青年》，几乎同时构思塞瓦斯托波尔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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