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不例外。李鸿章非常器重马格里，遇到疑难问题，总是找马格里做顾问。 当然，李鸿章并非甘愿长期仰赖外人。他认为起初不得不雇洋人指导，但“经

久之道”还在于培养自己的技术人才，希望“内地员匠，学其器而精通其意， 久之自能运用，转相传习”。“雇用洋匠”和“定购外国机器”，也必须坚

持自主之权。他特意向清廷称颂为此而做出贡献的湖北补用道沈保靖，说沈 保靖“前经臣委令督办上海机器局，事事皆赖其创制，如雇用洋匠，进退由

我，不令领事税务司各洋宫经手，以免把持。定购外国机器，货料自择，各 洋商评订收货给银，务取该国发货洋文单为凭。委员各有专司，其冗食不究

心者汰去之。华匠学徒，按日点工给价，无稍冒混。立法最称精善。”②

李鸿章创设沪、宁二局，制造精利武器，装备清朝军队，虽然具有“靖 内患”、“御外侮”的双重意图和作用，但在不同历史时期，由于中国社会

主要矛盾的变化，所谓“靖内患”和“御外侮”两者的地位却有所不同。沪、 宁二局在创办后的 5、6 年间，矛头主要是对着国内人民的。当时在共同镇压

太平天国的基础上，中国封建统治者和外国侵略势力之间出现了一个暂时的

“和好”局面。清政府对外国侵略者采取了“守定和约，绝无更改”、“遇 事曲从，故为迁就”的方针，不惜以民族国家主权来换取“大清社稷之安”。

外国侵略者则采取了所谓“合作政策”，主张各列强在一切有关侵华的重大 问题上彼此进行协商合作，不用单独的军事手段而用联合的外交手段来实现

其共同的侵略目的；各列强赞助清政府镇压人民革命、维护统治秩序，而清 政府则必须忠实履行不平等条约所规定的“义务”。这种“合作政策”，对

各个列强都是有利的。在中外“和好”之际，清朝封建统治继续受到国内以 农民为主体的各族人民反抗斗争的冲击。南方的太平天国余部、北方的捻军、

以及西南、西北的少数民族反清斗争，方兴未艾。其中捻军一度掀起强大的 风暴，横扫中原、华北各省，威逼京畿重地。

基于这样的国际国内形势，清朝统治者深感“心腹之害”，并非外国侵 略者，而是奋起反抗的各族人民。李鸿章环顾左右，清醒地认识到当务之急

是“靖内患”，而不是“御外侮”。因此，他在沪局创办伊始，就指令“仍 以铸造枪炮、藉充军用为主”①。当时铸造的枪炮，还是旧式的前膛枪、劈山

炮和生铜炮。1866 年他对总理衙门说：“从前置办机器之议，本为兼造枪炮 轮船而设，当时以轮船体大物博，未易挈短较长，而洋枪小炸炮最利陆军攻

① 李鸿章：《复陈奉旨督军河洛折》，《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 9，第 5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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