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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他们也来做一次牺牲品吧！”
第八节生活道路上的微光
尧棠的性格变得忧郁起来，他经常落在沉思之中。这样的性格，显然不是先天所有，因他父母都是开朗乐观的人。但父母的死，确实影响了尧棠，他感到失去了爱。尤其在祖父去世后，看到了家庭中的倾轧与争吵，在封建礼教背后的虚伪与欺诈，更使他觉得孤独。他逐渐意识到这个家对他来说，并不是爱的天堂，而是一只囚禁小鸟的牢笼。祖父死了，他既悲哀，又感到解放，因为再也没有人管住他了，虽有二叔接替祖父企图继续统治这个封建大家庭，但没有人真正甘心屈服于他的权威。就在尧棠考进外国语专门学校不久，他从华阳书报流通处一位姓陈的朋友那里得到一本克鲁泡特金在瑞士亡命时写的《告少年》的节译本。那书的后面印有“天下第一乐事，雪夜闭门读禁书”的字样，他专心致志地看起这本书来，很快被这本文字简沽、语言生动、感情激越的小册子吸引住了！他的心顿时明亮起来，觉得自己一直想说而又不知道应该怎样说的话，全让这个作者说尽了！他在几个晚上反复地读着，又流泪，又微笑，竟不相信天下竟有这样一本好书。
《告少年》虽然不是克鲁泡特金系统地阐述无政府主义的理论著作，但它确实灌输了克鲁泡特金关于“到民间去”的一贯思想。克鲁泡特金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受当时风靡一时的革命民主主义思想影响，曾放弃了他的亲王身份在宫廷中的锦绣前程，而到西伯利亚服役，经历了五年艰苦生活，体会到改造社会的途径只有革命，因此在同他哥哥通信时，曾发出“人民一旦起来，哪怕是只用镰刀做武器，他们也会能有作为”的壮语。在《告少年》这本书中，他对医生、科学家、律师、工程师、教员、艺术家的职责作了分析，他认为这些专家如果要把工作做得出色，对人民有所贡献，唯有“亲自到民间去”，积极参与改变私有制的社会革命。他说：“社会革命会把一切奴隶制度完全破坏，会把一切镣铐打断，会把一切旧传统完全打破，给人类全体开辟新天地，到后来就会使真正的平等、真正的自由、真正的博爱实现在全人类社会里。那时候，人人都有工做，人人都能享受自己劳动的成果，人人都能尽量发展他们的能力；大家终于能够过着合理的、人道的、幸福的生活了！”
克鲁泡特金的思想，在俄国十九世纪六、七十年代的解放运动中，在摧毁旧制度旧秩序过程上，是起过推进作用的；但他把农民革命看成是一场社会革命，并认为在消灭现存制度的同时，就可以建成社会主义，而且认为这样的社会将是无政府状态，那是非常不切实际的，完全是一种空想的社会主义。当然，在《告少年》的节译本中，并不曾阐述这些方面的理论。而它煽动性的语言，号召青年到民间去，联合“一切受苦受罪受人侮辱的人”“像大海大洋一般”去冲破那些阻碍历史前进的旧制度，要叫“一切暴君都会跪倒在我们的脚下”，却使十六岁的尧棠兴奋得几乎不想睡觉。他好像从母亲身上所受到的教育：“爱一切人，不管贫和富；要同情那些境遇不好的婢仆，不要把自己看得比别人高”；从轿夫老周身边听到的话：“人要忠心，要真实”，从《说岳全传》。《水浒》等小说以及《古文观止》里类似《报刘一丈书》等文章中所感受到的那种嫉恶如仇、爱憎分明的正义感，一下子都被唤醒了。他觉得《告少年》这本小册子与他过去从母亲他们那里所感受到的那些思想是这样相近，而《告少年》所描绘的未来，却是以前所不曾听到过，或读到过的。他把这本小书放在枕边，认为自己得到了爱人类爱世界的理想。
他相信“万人享乐的社会，就会和明天的太阳同升起来，一切罪恶都会马上消灭”。他下定决心要为这种伟大的事业献身，但不知应该怎样走上第一步，于是产生了想结识一下与这本书有关的作者或译者，但是书上署名只有“真民”两个字，不知和他怎样联系，而出版单位又没有通讯地址。有人告诉他，这本书是《新青年》杂志社翻印的，而《新青年》这时刚开始成为他日常阅读的读物，他联想到这个杂志曾热烈支持过“五四”运动，还读过这家杂志主办人陈独秀写的文章，禁不住拿起笔来，把自己读《新青年》这本刊物后的激动心情向他表白出来，要求他能指引方向，走上奋斗的道路。这是尧棠出生以来写的第一封信，用的是刚时兴的白话文，当然还脱离不了有些古文字句的影响，因为他在学馆一直用文言作文的。但在信中，从他那谦卑的孩子口气，完全可以看出他是这样幼稚，这样热情，又怎样天真无邪。信寄出后，他天天盼望着从北京来的回信，但是这位一年以后就发起组织中国共产党、并成为党的总书记的陈独秀，可能因为工作忙，或者由于给他写信的人多，竟没有给尧棠答复。也许有人会觉得这是一个历史的遗憾；也许有人会想，如果陈独秀写了回信，给了尧棠鼓励，尧棠也可能以后会走上另外一条道路，这样将更有利于尧棠的思想发展。这样的想法也许是正确的。一个人活着，机缘无疑是很重要的，但更要紧的恐怕还是本人不间断的努力。对尧棠来说，事实证明：陈独秀有没有给他复信，并不妨碍他后来成为世界性的作家。当然，在当时，尧棠等待他生平写的第一封信的答复，心境确实是很焦急的。他不免惶惶然，或者说有点失望，但是他并不灰心。他立刻又抓住了另一个机会：在上海出版的《申报》上，他看到一则广告，说可以索取一本叫《夜未央》的新书，是波兰作家廖抗夫的作品，只要寄邮费去就可以。尧棠便按着广告上的地址寄去了邮票，书很快寄来了，原来是一个剧本。那时尧棠正在外国语专门学校与同学一起排练史蒂文生的《金银岛》，演戏的劲儿正在兴头上。《夜未央》来的正是时候，他很快把它读了一遍，才知道那是描写俄国虚无主义党人反对沙皇罪恶统治而进行的一次英勇斗争故事。剧中的女主角亲手点燃了信号，通知自己的爱人携带着炸弹冲上前去，把敌人总督炸死，爱人也随之牺牲。这样惊心动魄的斗争，紧紧吸引住尧棠。他立刻把剧本交给同学们看，并进行了排练，大家争抄着各人的台词，一字一句的背诵，尧棠置身其间，觉得找到了自己理想中的英雄，好像自己也在与沙皇进行着斗争。几年以后，他在法国巴黎得到了这出戏的法国原本，读了一遍，觉得原本比译本更加动人，并发现中译本有误译和删节的地方，就自己另译了一遍，寄到上海来，不幸的是这部译稿竟在邮途中丢失了。隔了两年，他又在上海把《夜未央》重译，改名为《前夜》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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