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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尧棠在读了《告少年》与《夜未央》后，他完全沉浸在对未来社会的憧憬与追求之中，觉得自己有了终生献身的事业。他从未像有些少年那样，很早就考虑到自己与异性的爱恋问题。他也参与家庭与学校中间的一些活动，不过都是环绕着他对理想的追求，和对时局的研究上。他与大哥、三哥、香表哥和一个堂姐，在家里也经常一起读书，交流思想。大哥

几乎每天都要从华阳书报流通处买一些新的书报带回家来，他们每天晚上都要讨论《新青年》、《新潮》等刊物所提出来的问题，各人表述各人的想法，并介绍自己看过的文章。三叔家的六姐也订了一份《新青年》，并在家中带头剪辫子，这曾引起一些保守势力的歧视，但是她不管，经常与三哥在一起无拘无束地谈论各种问题。不幸的是，当他们正准备在家中组织一个

研究会，在新花园中开第一次会时，就被三婶知道了，她跑来把六姐拉了回去，并从此不许六姐接近三哥。接着，大哥身体不好，研究会也就烟消云散。

这些哥哥姐姐们在读书活动中，原都把尧棠当作小弟弟，不料他后来比他们更进一步，走入社会比谁都勇敢地活动起来。

写给陈独秀的信没有得到回复，尧棠又想写信给立陶宛的无政府主义者爱玛。高德曼，因为她在北京大学实社出版的《实社自由录》和《新青年》杂志中所发表的文章，用煽动性的笔调，描写了她对无政府的理想境界，使尧棠受到了强烈的震动。只是由于当时他用英文写信还有困难，所以没有和她联系。直到三年以后到了南京读书时，才写好寄出，并收到了高德曼的回信。他虔诚地信仰了她，曾经称她是他的“精神上的母亲”。当然，高德曼的这几篇文章，也和克鲁泡特金的小册子一样，它们所包含的内容并不是无政府主义思想的全部，它们所赖以扣动当时中国青年的心的，是因为这些都反对旧的落后的东西。这对原来就有一些人道主义、爱国主义和初步的民主主义思想的人，其中特别是一些初出茅庐、热情有余而经验缺乏的青少年，很自然地形成一种强大吸引力，这是不言可喻的。但从另一方面说来，由于“五四”以后这些学识的宣传，也使尧棠懂得：地主是剥削阶级。农民养活了地主，而他们自己却过着贫苦、悲惨的生活。地主阶级是有罪的，他们的后代一定要与人民群众站在一起推翻这不合理的制度，拯救工农，也拯救自己，同时也为上辈赎罪。

这时严酷的现实又加速了他对“社会革命”献身的决心：1921年2月，旧历春节刚刚过去，严寒还不曾消退。就在这样一个时节，大哥精神失常了。他的不抵抗主义，在这个大家庭中不仅不能息事宁人，反遭受更多的攻击，他心力交瘁，强烈抑制着的内心苦闷，加上他那四岁儿子的夭亡带给他的刺激，竟使他疯了。大哥的病时发时愈。有几个晚上，他甚至到放轿子的大厅中，坐在自己的轿子里，把轿帘上的玻璃敲碎。见大哥精神失常，尧棠十分痛苦。他憎恨这个家庭，他觉得它好像又夺去了一个爱他的人。他要反抗，他要行动，他要把眼前的一切毁弃，把旧的秩序制度破坏，实现新的理想，他想起在一家刊物上看到过一份《适社的旨趣和大纲》，虽很有兴趣，但他是否参加，当时不曾作出决定，此刻便又从屋角里把那份刊物找到，把它仔细看了一下，原来那是在成都出版的一份叫《半月》的刊物，这个“大纲”登在第十四期上，文章是从什么地方转载来的。看来那个“适杜”是个秘密团体，“大纲”实际是一篇宣言。这正是他眼前梦寐以求的一个组织。尧棠的心跳动得厉害，把它拿起又放下，放下又拿起，禁不住把信纸摊到桌上，以十分激动的心情，写了一封十分热情的信，给那《半月》的编辑，希望他们介绍，让他参加“适社”。

隔了一天，正通顺街李公馆的大门前，来了个客人。他衣着朴素，举止文静，不像公馆里的常客。但看他的容貌，显然年龄已有二三十岁，决不会是李公馆少爷们的同学。当他被迎入二门，门房里的人才知道是来看尧棠的。经通报，尧棠立刻从内天井跑了出来，一看却是个陌生人。未及通话，这个人就从衣袋里摸出一封信，原来是《半月》杂志编辑部写给尧棠的。来的人就是这家刊物的一个姓章的编辑。尧棠有些出乎意料之外的高兴，他要把那个编辑迎到自己房里谈话，那编辑却和善地对他说：“还是你到我家里来谈吧，我们几个人一起谈。信里有我的地址，还有指定的日期和时间。”他说完话，就走了。尧棠兴奋得一夜没有睡好，第三天，就按规定的时间，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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