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编辑的住处。那是间简陋的平房，但也还宽敞，好像是单身住着。尧棠到时，房间里除了章，还有三个年龄比尧棠大几岁的青年已先在那里。其中一个戴着近视眼镜，面貌憨厚，态度和蔼可亲，他的名字叫吴先忧，原来是尧棠在外国语专门学校高年级的同学。他的名字大概是根据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优”那句话来的。另外两个人，一个姓张，一个姓来。尧棠先听了他们四个人的介绍，又听了他们各人毫无掩饰地表露内心感情的谈话，觉得他们的坦率、真诚，那是在李公馆中的长辈中找不到的，就是在兄弟姐妹中也很难发现这样倾心谈吐的机会。他们没有虚伪的礼节，没有互相提防的戒心，完全是赤诚相见，心与心在交流。尧棠禁不住内心的激动，也把长期郁结在自己心中的痛苦、不平、积愤和忧虑吐露出来。他觉得这些人是那样可亲，那样真诚，那样可以信赖，好像他们都是与他相交多年的老朋友、亲哥哥。他从他们的嘴里，了解到适社是在重庆；而在成都，他们准备另外成立一个组织，以后要请他加入并参与工作。至于适社，他们也为他写了信，介绍他与那边的负责人通信。后来，成都的组织果然也成立了，它的名称叫“均社”，是个与成都的军阀统治相对立的秘密组织。从这个时候开始，尧棠就被人认为“安那其主义者”。

尧棠在几十年以后，回顾他在那个时期的幼稚时，也曾说他在“五四”

运动以后，开始接受新思想的时候，“面对着一个崭新的世界，我有点惊惶失措……只要是伸手抓得到的新的东西，我都一下子吞进肚里。只要是新的进步的东西我都爱，旧的落后的东西我都恨。我的脑袋并不复杂，我又缺乏判断力。以前读的不是四书五经，就是古今中外的小说。后来我开始接受了无政府主义，但也只是从克鲁泡特金的小册子和刊物上一些文章里得来的……”

当时尧棠带着幸福的微笑从姓章的编辑家中出来，他手里拿着他们送给他的几本适社出版的小册子，如获至宝，回到李公馆，他好像觉得自己的眼界开阔了，立刻给适社负责人写了信，表达了他那一颗纯真的心。从这一年四月，尧棠在《半月》上发表了他的第一篇文章，从《怎样建设真正自由平等的社会》，这个题目就可以发现：他是多么渴望人间的平等与自由啊！在这一期的《本社社员录》中，也有他的名字，这就是：“芾甘”。这是他在出生后父亲给他起的名字，取自《诗经》里的《召南。甘棠》诗的第一句“蔽芾甘棠”。

从这时开始，尧棠确实有些像他的名字一样，稚嫩的小树，得到甘露的滋润，生命有了转机，在他的生活道路上出现了微光。这就是他在《半月》杂志社开始工作，虽是业余的，是在完成每天外国语专门学校的功课之后的工作，但这工作对他说来是多么新鲜，多么有意义！而且，在从事这些工作的过程中，他与这几个青年建立起了一种亲密无间的友谊。

第九节告别成都

《半月》编辑部的办公室在总府街商业场楼上。这个十几个平方米的房间里，几个人每夜在微弱的灯光下，辛勤地工作，直到十一点左右熄灯，才各自回家。在白天，他们有的在学校读书，有的在商店、工场做事，只有晚上才在这里碰面。

时间过得快，《半月》办了五个月，要出第十一期了，经费却发生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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