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晚上，吴先忧果真把印刷费付了。他在裁缝店当学徒，收入很少，怎能经常这样迅速解决刊物的经济问题呢？吴先忧父母早已亡故，依赖姐姐当家，姐姐待他很好，但不肯让他随便花钱，所以吴先忧临时要用钱，得自己想办法。他唯一的窍门，就是把自己的衣物送上当铺换钱救急，等领到工资，再把衣物赎回来。这次他把姐姐替他新制的一件丝棉袍子送到当铺去了。他从家里出门时，怕挟着棉袍从姐姐面前走过不了关，因此是穿在身上出门

的。走到当铺，已经一身大汗，在柜台前把棉袍脱下来，当了一笔钱，也就感到轻松了。

面对着吴先忧这样一个言行一致，对大家的事肯作自我牺牲的人，尧棠非常感动。在那个晚上，当尧棠了解到这件事的经过以后，他情不自禁地跑过去，紧紧地握住先忧的手，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只在他晶莹的双眼中露出感激的泪光。吴先忧的言行一致和自我牺牲精神，在尧棠以后的生活中，确实起过很大的作用。尧棠曾把先忧作为他青年时代的“第三个先生”。他曾说，“母亲教给我‘爱’，轿夫老周教给我‘忠实’（公道），朋友吴教给我‘自己牺牲’，他还教给我勇气，我虽然到现在也还不能够做到他那样子，但我的行为却始终是受着这个影响的支配的。”

在这些可尊敬的朋友的影响下，十七岁的尧棠每月参加他们召开的会议两三次，还印了一些小册子送到邮局去寄发。五一节到了，他还在深夜到街头去张贴传单，这些传单大都是宣传“劳动神圣”之类内容，还有一些则是针对当地军阀的罪恶统治。那时四川军阀仍在成都进行着你争我夺的拉锯战。北京的北洋军阀政府任命刘存厚为四川督军，熊克武为四川省长。两个人到了四川，又互相火拼。熊克武唆使川军将领但懋辛、刘成勋等发出通电，宣布在民国南北政府未统一以前，四川实行自治；而刘存厚正是四川自治的障碍，因而与刘存厚开战，终于将其赶往川北南充一带。不久，川军混成旅一批军官又推举刘湘为川军总司令兼省长，因而熊克武、但懋辛与刘湘又发生对立，展开激战；结果熊克武又联合刘成勋击败刘湘，逼迫刘湘下野，退出成都、重庆……这些军阀混战的后果，是生产破坏，市场混乱，人心浮动，民不聊生。在混战中的这些军阀，仍没有忘记对言论的控制，当《半月》出版到第廿四期，刚满一年的时候，被他们注意起来。

事情是从成都市区西边的那个少城公园（即现在的人民公园）开始的。

这个少城公园当时是成都市民经常集会的场所。“五四”运动前后，这里曾举行过反对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三个卖国贼，要求拒签“巴黎和约”的集会；也有过谴责北洋军阀、要求抵制日货、收回青岛的运动。在平时，则有一些群众团体举办的座谈会；也有些基层在这里举办读书会、研究会。更多的是一些教师带着学生在这里聚谈。在《新青年》等刊物上写文章的外国语专门学校的教师吴虞，曾被人称作“四川省只手打倒孔家店的老英雄”，他是这里的常客。现在正是成都城内青年群众谈论妇女解放问题最起劲的时候，有不少青年学生经常在这个公园里，站在游客坐凳上，向群众宣讲女权解放，要求实行男女平等。同时，还传出消息，说成都城里已有三个妇女剪去辫子，不少人还拿着《半月》杂志，指着里面登的文章，一字一句读给别人听，说辫子是封建意识的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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