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月》停刊。尧棠他们又曾与另一批人合办了一本叫《警群》的月刊，但由于双方对革命的理想不同，尧棠和他的几个朋友就发表联合声明，一起退出了。半年之后，这已是1922年了，他们又办起了《平民之声》周刊，这次是尧棠担任主编，那是他生平第一次担任主编，社址就设在正通顺街的李公馆里，发行部则在另外一个朋友家中。刊物每期出版的时候，尧棠和施居甫几乎天天到印刷局去发稿，看校样，有时两个人一起去，有时去的人更多。尧棠看到自己编好的稿件，被一个字一个字排出来，版面拼成后，上架子印刷，印张一页一页地从平架机上掉了下来，经常兴奋得忘记吃饭。当然，工作过程是兴奋愉快的过程，也是十分痛苦的过程。成都的军阀统治，对言论控制愈来愈严，他们规定稿件必须送审，而且还在印刷局派了人，监督刊物编辑把稿件送到省会警察厅去审查，如果不送，他们就不给印。这样因送审而不断产生纠纷，使尧棠他们的工作经常受到挫折。第一期为了争取及时出版，稿件不得不边送审边排印，结果刊物刚印好，而警察厅派来送信的人已经来到李公馆门口。尧棠把信拆开来一看，原来是警察厅认为刊物“言论过激，对于国家安宁恐有妨害”，所以不许发行。但是他们为了不使自己的劳动成果白费，还是把刊物送到书报流通处去，让它半公开地发售。以后，几乎每期警厅检查官都要给刊物带来麻烦，使尧棠他们非常愤怒，但也更进一步认识了这些统治者的反动和他们为人的卑鄙无耻。《平民之声》出了十期，最后还是在不堪忍受的打击下宣告停刊了。

由于“五四”运动的深入发展，各地文学社团陆续成立，主张“提倡为人生的现实主义文学”的文学研究会也早开始活动，郑振铎负责编辑的会刊《文学旬刊》（《时事新报》副刊），一边发表现实主义作品，一边与复古的“学衡派”和以文学为消遣的“鸳鸯蝴蝶派”展开斗争。十八岁的尧棠虽

然远在四川成都，但已读了鲁迅、朱自清、夏丐尊、叶圣陶等人发表在上海、北京两地报刊上的作品，他自己也开始了文学写作，新诗《被虐待者底哭声》（署名李芾甘）发表在《文学旬刊》第四十四期上，这就是他在公开的报刊上发表的第一篇文学作品。同时，他还在《文学旬刊》的“通信”栏上写信给编者，对鸳鸯蝴蝶派文学进行了严肃的批评，编者复信表示支持。

虽然尧棠已迈步走向社会，而相互倾轧和仇视的大家庭仍笼罩在一片沉闷、忧愁的气氛之中。自从尧棠的父亲死后，商业场上的工作已由二叔接管，但不少人都不愿与他合作，以致与他家有关的商行纷纷倒闭；再加上场内两次大火，损失惨重。当初祖父、父亲在世时，兴旺发达的景象，早已成为明日黄花。这就不能不影响李公馆在这一方面的收入。加上连年军阀混战，捐税名目繁多，四川经济遭到严重破坏，农村中由于战死、饿死、冻死和逃亡的灾民多，人口急剧下降，出现大片无人耕作的荒地，农业产量锐减。农民过着“三月杂粮三月糠，三月野菜三月荒”的生活，无法向地主按期交租，声势显赫的李公馆经济来源也因此大受影响，“内囊空虚”起来。这就加剧了家庭内部的各种矛盾，公馆里几乎每天都有争吵、打骂、诅咒之声。“忽喇喇似大厦倾，昏惨惨似灯将尽。”一片不祥的气氛，在这个即将崩渍的大家庭中游荡着。

幸而大哥发病的时间不多，仍能去商业场股份有限公司办公。他的第一个孩子庆斯患脑膜炎死了，这使他很伤心，也使尧棠感到悲凄。尧棠欢喜这个孩子，曾经常逗着他玩，不料军阀混战时期所流行的传染病，把这个不到四足岁的小生命也夺了去。这几年中，尧棠死了母亲、父亲、二姐、十妹和侄儿庆斯，几乎平均每年有一个人去世。这是一个多么使人忧伤的世界。第二年，即1923年，4月，三姐尧彩要出嫁了。三姐由于祖父和父母死亡，连年服丧，耽搁了她的婚姻。其实那年她也不过二十三岁，但在那个年代，人们已经把她作为“老姑娘”来看待，所以只得嫁给一个三十多岁的人做继室。她出嫁那天，尧棠跟着大哥、三哥一起去参加婚礼。他看见他的三姐那张苍白的没有表情的脸，临上轿时痛哭失声，苦苦挣扎的情景；后来又在拜堂仪式时看到新郎那世故庸俗的神态，禁不住预感到三姐命运的悲惨。他想到二姐的死，以及二叔家的四姐嫁后的遭遇，他为三姐担忧，心头上罩上了一片阴云。他要离开这个家庭的心情也更迫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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