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隔了一个月，他与三哥尧林争取到继母、大哥和二叔的同意，告别了故乡成都。这件事，经过他们兄弟俩多次互剖心腹，交换意见，才下这个决定。自从祖父死后，尧棠就想冲破封建牢笼，离开这个大家庭，但他从来不曾想到自己去上海或北京读书；相反，倒是尧林，他性格开朗、乐观，很有理想，在中学毕业时就想到北京考大学，现在外专学习又告一段落了，便决心出去。他鼓励尧棠和他一起走。尧棠希望出去，但又有点放心不下在封建牢笼受苦的大哥和其他几个亲人。幸喜大哥身体比以前好了一些，三姐出嫁了，继母身体也还健康，而且他们都同意兄弟俩出门求学的打算。首先是大哥，他觉得自己到上海考大学的志愿没有完成，现在要让两个弟弟到京沪进大学深造。尧棠虽然因为在外专是旁听生，没有中学文凭，但他功课好，以同等学历去北京或上海考大学，也还是可以的。

离家的那天早上，尧棠和尧林到二叔房里去辞行，二叔也显露出亲人离别之情，从衣箱里掏出二十块银元来，交给他们兄弟俩，再三叮嘱在外要小心谨慎，要保护好自己的安全。三叔三婶那时已搬出公馆（后来又迁回），

暂住在正通顺街另一幢房子里。当他们去辞行时，要想看望平时要好、久不见面的六姐，出来接待的却是堂弟尧格，也就是现在还健在的李西舲老人。他为人老实，经常被父母打骂，性格有些忧郁，看见他们来告别，不觉有些恋恋不舍，因为他只比尧棠小一岁，童年时经常在一起游戏。至于曾与尧林他们共同参加读书会的六姐，因继母与三婶闹翻，这次却没有出来。他们没有能够与六姐话别，心里感到遗憾。虽然以后三哥尧林还曾常与六姐通讯，但一个很有勇气、力求上进的六姐，三叔、三婶竟把她关在家里，这对她有什么好处呢？几年以后，尧棠听说六姐的生活过得并不愉快，处境寂寞，曾写出过这样的诗句：“往事依稀浑似梦，都随风雨到心头”。她后来竟终生未嫁。

尧棠和三哥尧林上码头的时候，送行的只有大哥尧枚一人。大哥看着他们登上木船，含着眼泪对他们说：“上海离成都有几千里路程，从此我和你们离开得远了，希望你们勤写信，不要忘记家。我会觉得你们仍在我身边的。生活如有困难，就写信来，家中经济虽然不比以前了，但我一定尽力帮助你们。”他讲完这话，沉吟了一下，又说：“希望你们学业完成，就回家来，帮我重振家业。”尧棠知道大哥的心愿，他是一直期望他们兄弟俩能刻苦努力，为家庭“争口气”，以求有个“出头”的日子。大哥还希望尧棠能考进大学读工程系，做个工程师，回家来参加建设。大哥以为有了工程师这样的职业，生活就比较稳定，不比他们上代人捐官买爵，到头来个个无一技之长。他把自己当初的理想，转移到他的兄弟身上来了。

第二章巴黎钟声

第一节离国之前

1923年秋天，上海开埠还不曾到一百年，帝国主义的大班们已不满足于外滩三号的“上海总会”喝咖啡聊天。他们在江西路汉口路口筑起一座新的工部局大厦，作为他们制定有关上海重要决策的议事大厅。当时所有的工部局董事，都是黄头发的白种人，而在这个新兴的国际大都市里，公共租界的纳税人百分之九十几都是黑头发的中国居民。而且有的税金还用在“狗与华人不准入内”的类似外滩公园这样的事业上。这种既不合理又不公平的现象，起初并不曾为来自农村的近百万包身工、人力车夫和上海滩上的其他劳动人民们察觉到；只在最近三四年来，或者说在“五四”运动以后，才在一小部分工人和知识分子的口中，听到他们的几声不平之鸣。这对于外国大班来说，却已经是不能容忍的事了。他们在上海习惯于坐在黄包车上，用皮鞋脚踢车夫屁股指挥行路方向，很少看到老实的中国人对西方的文明措施，露出过不满的神态。尽管如此，这些洋人还是在1923年翻造了外滩12号汇丰银行营业大楼。这座希腊式的七层花岗石大厦，门前的两头巨大的铜狮子，血盆大口，虎视眈眈，不仅为这座“从苏伊士运河到远东白令海峡最讲究的建筑”增添了威严，而且确实象征了辛亥革命后上海汇丰银行在中国的重要地位——它既掌握了中国政府的关税与盐税的保管权，又取得了中国铁路借款的承贷权。

但是，惊雷来自无声；几人合抱的大树，起源于路边无人注意的小苗。

站在滚烫的铁镬边，用细嫩的双手撩拨蚕丝的童年包身工，她们苍白的脸上，有着中国无产阶级的未来。为破产的农民后代寻找出路的上海，像命运往定似的要成为中国工人运动的中心。1923年，中国共产党刚成立不久，它的稚嫩并不曾阻碍它在这里找到自己依靠的对象，浦东的上海卷烟厂工人首先向“五省联军司令”孙传芳的军阀统治，举起了第一面罢工反抗的旗帜；接着是汗流满面的黄包车夫，为反抗被巡捕房随便撬掉照会而云集外滩，迎着黄浦江上外国兵舰炮火的威胁，高呼要求减免捐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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