尧棠和三哥在嘉兴住了三四天，回到上海，这次由二叔在海关工作的一个朋友丁桂岑介绍，住在虹口武昌路一个叫“景林堂谈道学舍”的学生宿舍里，靠近北四川路，住的人大都是互不相识的学生，等待着暑假过去学校开学。他们在这里温习功课，相互指点，偶尔也到北四川路走走。这里当时还

不算公共租界，是日本人的势力范围“虽不及苏州河南边热闹，也到处是店铺和地摊，乱糟糟的使人心烦，虽然如此，这里的房租比较便宜，不少中国人，特别是一些工人和穷学生，都在这里居住。暑假过去秋季学期开学，许多学生都去考有住读条件的学校。尧林尧棠兄弟也离开了这里，考入南洋中学去做住读生。南洋中学在法租界斜桥，是上海一家较为正规的中学，但是学费相当贵，寄宿费也不低，两人被分别插入二年级和三年级的班级里，只读了半年书，一到年底，就不得不考虑转学。而且他们认为自己年龄都不小了，想到南京补习功课，以求”跳班“；还听说南京的东南大学附属高中（即现在的南京师范大学附中）学风正而收费低，这样两人就从上海来到南京。当时南京也是在军阀孙传芳统治下，人民同样过着水深火热的生活，两人考入东南大学附中后，借住在北门桥鱼市街二十一号一间空阔的屋子里，过着非常俭朴的生活。两人同睡在一张床上，早晨一起上学，下课一同回家，逢到雨天两人合用一顶伞，回家把小皮箱作凳子，对坐在一盏煤油灯下，靠着一张破桌做功课。两人人地生疏，来往的朋友很少，总是怀念着成都的家，关心着大哥的处境。他们每星期各人给大哥写一封信，大哥也几乎每星期给他们寄回一封家书。这个学期尧棠看了很多书，还在课余学习世界语，并根据英文和世界语，从事文字翻译工作。半年后，他们又迁到另一间房子里，比原来的狭窄得多，而且十分阴暗，但是为了省钱，两人不得不住下去。

有一天，他们放学回家，看到门上插着一封大哥从成都寄来的信，兄弟俩忙把它拆开，才知三姐尧彩因难产致死。大哥在信中悲忿地叙述了三姐出嫁后在陈家受公婆欺压，以及由于丈夫的不负责任，以致临产受难的情形。信最后叙述了大哥与继母在三姐临终前到医院去看她时的凄惨情景，信上这样写着：

“时己十时半，医院已闭门，母与兄不时为尧彩调药，正十一时，服药甫毕，声息即无，虚脱而死，呜呼痛哉！当即命人到陈府报信，料理衣物，又命人为尧彩净身移正，诸事略备，痛哭不已。此夜大家守至天明，泪眼相对，回视尧彩瘦不赢把，伤心惨目未有如今夜之甚者。兄当时受刺激过甚，头痛欲裂，天明即出院，兄返家时家人尚酣睡未醒，兄服药即眠，八时后至医院，则不过泪眼相对而已。

2时入棺，2时半大殓，3时出院，3时半抬至东门外普慈寺暂寄。陈府事事推矮，对尧彩后事极其冷淡。兄当时气极矣！伤心极矣！……“

尧棠看完大哥的信，禁不住与三哥抱头痛哭起来。一年前三姐在出嫁上轿时苦苦挣扎的情景，又浮现在他们的脑海里。三姐比尧棠大五岁，二姐去世后，他与尧林一直把她当作大姐姐看待，她也一直爱护着这两个弟弟，她与他们为怀念着共同爱着的母亲而心始终在一起。现在她离开他们了，他们永远见不到她了，尧棠又一次的感到心痛。隔了几天，他与尧林又接到年轻的六叔来信，他对尧彩的死，心中也十分不平，说他拟了一副挽联，准备送到三姐的婆家陈府去，这副对联这样写着：“临死无言，在生可想。”后来六叔又来信告诉他们说三姐死后不到一个月，三姐夫就找上新的对象，打算择吉成亲，不久果然张灯绪彩，做成了第三次新郎。尧棠读了六叔先后来的两封信，不免满腔忿怒，想起他童年时代，在他的两个姐姐的房间里看到的那本《烈女传》，图画上的一些美丽的古装女人，她们为了奉行封建礼教，作无辜的牺牲，有的用刀砍断自己的手，有的在烈火中烧死，有的在河里沉溺，有的拿剪刀刺自己的咽喉。这些故事使许多妇女都心甘情愿地去做“烈

女“，落得极其悲惨的结局。尧棠联想到在辛亥革命后，他的一个表姐还抱着一个已死的未婚夫的牌位去夫家”成亲“。他禁不住又为大哥和生活在这个家庭里新一代的亲人们担心。

封建制度是这样可怕！人们是多么需要自由，青年该如何追求理想投身革命！尧棠觉得自己迫切地需要选择道路，而又时时感到迷茫、苦闷。不久，曾在苏联与高德曼见过面的同学秦抱朴介绍他给爱玛。高德曼写了一封信，叙述了他过去在《实社自由录》和《新青年》上读到她的文章时的感想，并诉说了自己在现实中的烦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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