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乎意料的快，高德曼的复信来了，她是这样热情，信里这样写着：

“你的美丽的信和抱朴同志的信，上星期到了我的手里，我不能够对你谈出我是怎样深受了你的感动，而且你的话又是怎样地鼓舞了我。我知道我对于一个如此青年的学生居然会给了很大的影响，我是非常快活的，你才十五岁，就读了我的文章，我常常梦想着我的著作会帮助了许多真挚的热烈的男女青年倾向着安那其主义的理想，这理想在我看来是一切理想中最美丽的一个。

“……你说你是从一个富裕的家庭里出来的，这没有什么关系。在资产阶级里面也常常产生了活动的革命家来，事实上在我们的运动里大部分的理智的领导者，都是这样的一类人，他们注意社会问题，并非由于他们自己的困苦境遇，而是因为他们不能够坐视着大众的痛苦，而且你生在资产阶级家庭里，并不是你自己的错误，我们并不能够自己选择出生的地方，但是以后的生活就可以由我们自己来处理了。我看出来你是有着每个青年叛逆者所应有的真挚和热情的，我很喜欢这种性格，如今更是不可缺少的，因为只为了一点小小的好处，许多人就会卖掉他们的灵魂——这样的事情到处都会有。连他们对于社会理想的兴味也只是表百上的，只要遇上一点小小的困难，他们就会把它抛掉。因此我知道在你们那里你和别的青年人真挚地思索着，行动着，而且深切地爱着我们美丽的理想，我觉得十分高兴……”

年仅二十岁的尧棠激动地读着爱玛。高德曼的信，他觉得两年前的愿望终于实现了！当时他读她那有着丰富学识、雄辩论据和煽动性很强的文章时，他一边读一边流泪，是何等感动，而现在她对自己的鼓舞，又是这样亲切，这样毫不困难地占有着自己的心灵，她的巨大的形象出现在他的面前，呼唤着他去为理想努力。他觉得自己找到了足以为它奋斗终生的事业。以前为了念书考学校，曾对安那其主义冷淡过好一阵子，这时又开始热衷起来，并向索非（当时他在北京）编的《国风日报》副刊《学汇》投稿，用“芾甘”名字写了不少宣传安那其主义的文章。这些文章里也有些幼稚过激的话，如关于国家问题，及对列宁个人的看法，为他后来自己的实际行动所纠正与否定。

五卅运动终于在上海爆发了，这个当时拥有八十万产业工人的大城市，用为死者报仇的旗帜，覆盖在被帝国主义杀害的工人顾正红的棺木上。学生联合会通过决议，宣称取消不平等条约，废除外国人在中国的特权的时候已经来到。接着是全市罢工、罢市、罢课，又接着全国范围内响应起来了。南京并没有例外，新街口的游行队伍里有东南大学附属高中毕业班的学生，学生中有精神振奋的二十一岁的青年李尧棠，他们的队伍从东南大学出发，当尧棠看到校门口肖楚女站在土墩子上向大家高声演说的时候，他的整个心灵都震动了。当时他还听了比自己低两个班级的同学胡风的演讲。这次游行为李尧棠一年后写他的第一本书《五一运动史》和后来用“巴金”笔名写中篇

小说《死去的太阳》，增添了感性认识。

当年八月，尧棠终于高中毕业了。根据他的志趣，他希望去北京大学读书，因为北大是五四运动的发源地，校长是以民主治校的蔡元培，还有不少在反帝反封建中作过贡献的进步教授。而且《新青年》等刊物，当时还在北京出版。而三哥尧林却向往于东吴大学读英文，东吴是基督教会办的学校，在那里可以有英国教员直接指导。于是这两个在二十年中一直生活在一起的兄弟，不得不分手了。

三哥尧林在南京浦口送尧棠登上开往北京的火车，他在站台上把行李送给刚进入车厢中的尧棠，然后亲切地说：“今后一个人单独生活了，要自己当心身体，注意安全。”尧棠答应着，把行李放好，又从窗口伸出手来，握着尧林的手，想谈些什么话，心中千言万语，却一句也说不出来。火车“鸣鸣”地叫了几声，就响着隆隆的声音启程了，它把挥动着双手的三哥丢在后面。尧棠坐在车上闭起眼睛，就看见三哥在他身边，一睁开眼，却又找不到，他禁不住淌下眼泪。他非常不习惯于个人独处，自从离成都出来后，他们俩总在一起，而现在却分开了，他感到寂寞。幸而他带着几本书，一路上读着，特别是鲁迅的《呐喊》，这本新出版的红封面的小说集，里面有的作品如《狂人日记》，他早在《新青年》杂志上读过，但他还是一遍两遍读着，他觉得这些短篇小说，为他提供了各种人物形象，还为他提供了许多值得思索的社会问题。

本站不支持畅读模式，请关闭畅读服务，步骤：浏览器中——设置——关闭网页小说畅读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