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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北京，正碰上风沙迷漫的季节，使他领略了祖国北方的风光。他住的地方是北河沿同兴公寓，离故宫很近，离北海也不远，但他还是忙着先去北京大学报名，报名回来在等候体格检查和考试日期的通知时，可以有机会游览故宫和北海的。那天正想出门，却来了一个通过信没见过面的朋友沈茹秋，同兴公寓正是通过他介绍才住进来的。他是《国风日报》社的一个编辑，继索非担任《学汇》副刊主编，见面后尧棠才知道他原来还是朝鲜人。因此尧棠和他谈起四年前在成都参加《半月》杂志的编辑工作时，也曾结识过一个朝鲜人。这个人姓高，在成都高等师范学校念书，人很热情，有一天，他在《半月》上读到尧棠一篇提倡世界语的文章，就找上门来，要求与尧棠做朋友，因为他自己也是一个世界语爱好者。后来尧棠曾向他学过世界语。这次尧棠到北京，见到沈茹秋热心为他安排住宿，就很自然地得到一个粗浅的印象，认为热情待人，认真办事，大概正是朝鲜人的性格。尧棠把他的看法对沈茹秋说了，哪知第二天晚上，沈茹秋就给尧棠带来一个更为热情的朝鲜朋友柳絮，他们坐在同兴公寓院子里的一棵槐树下，给他讲有关朝鲜爱国者为了争取独立、与日本帝国主义进行不屈斗争的事迹，一直讲了半夜。这个晚上的讲话，不仅使尧棠意识到一个民族如果失去自己的祖国，他们将遭到怎样的灾难，而且他们还给他提供了几年以后写小说的素材。
过了几天，尧棠接到通知去北京大学招生处检查身体。医生用听筒听了一下他的肺部，又看了看他清瘦的脸，沉吟了半晌。偏在这时尧棠咳嗽了几声，医生禁不住连连摇头，意思是觉得他的肺部有问题，然后在体检表上不知写了些什么。这好像给尧棠心头浇了盆冷水。青年时代的尧棠，性格本来就比较忧郁，而且非常过敏，医生在他的健康问题上下了这样一个摇头的“结论”，这使他对进北大读书的计划，感觉到绝望，在入学考试这一关上，他本来就有点胆法，特别在数理化方面，觉得自己没有把握。现在体检上出了毛病，这更使他沮丧。那天傍晚，他回到住处，正碰上北海公园第一次开放，
他就到公园去散步，在漪澜堂前，静坐了两个小时，他望着静静的北海，觉得夜晚是那么宁静，而他自己的心头却是那样不安。人们知道，肺病在二十年代是个可怕的疾病，它曾夺去无数个年轻生命，在这样的时刻，尧棠不能不想起他的二姐，想起二姐在祖父寿庆演戏之夜的那张毫无表情的苍白的脸。他担心自己得肺病，决心不去参加北大的入学考试了，但他仍手不离卷地一遍二遍反复地读着鲁迅的《呐喊》，它给他慰藉，也给他很多力量。
他回到了南京。善良的三哥并不曾责备他擅自作主，不去参加北大入学考试，而是对他给以更多的同情。他把尧棠的行李接了过去，帮他安顿好，安慰他不要焦急，第二天他就陪他到一个熟悉的医师诊所去复查身体。那医生是他们的同乡，他确诊尧棠有轻度的肺结核，需要好好休息，并注意营养。然后，兄弟二人一起登山去鸡鸣寺看南京风光。那是个非常幽静，也是十分美丽的地方。回到住处，尧林就接到苏州东吴大学的通知，他入学考试成绩优良，被录取了。于是尧林给尧棠先买了去上海的火车票，让他回上海休养，因为上海医疗条件好，而且尧棠在上海朋友多，他们也希望他回去一起参加办刊物，写文章。这次又是尧林在浦口车站为尧棠送行，他劝他多注意休养，少一些活动。宁可多读些书，也不要把精神消耗在没有意思的活动上，这是三哥的看法。三哥自己去苏州东吴读书后就是这样生活的。但是这对那时的尧棠并不合适，他比三哥更年轻，他虽然身体不好，但仍劲头十足地办起一个《民众》半月刊，并结交了更多志同道合的朋友。单这本刊物的发起人，就有十六个，他们是真恒、吴健民、沈仲九、李少陵、黄培心、卫惠林、李芾甘、禅林、吕千、周索非、毛一波、沈茹秋、姜种因、卢剑波、秦抱朴、陆不如。
他当时先住在法租界贝勒路天祥里（今黄陂南路14弄），与卫惠林、毛一波同住在一幢楼房的二楼上，卢剑波夫妇住在楼下。后来又和卫惠林一同迁到康梯路（即今建国东路）康益里4号，1926年又搬到马浪路（即今马当路）住。卫惠林是山西阳城县人，年纪比他大几岁，也是无政府主义的信奉者，而且懂得日语。尧棠与他同住在一起，和他一起编刊物，有经常向他学日语的机会。他们收入不多，生活过得很艰苦，经常以两个小面包和一壶白开水度日。当然三哥尧林在苏州还从家中寄来的钱分一些给尧棠，但数量极少，因为大哥在成都维持家庭也十分艰难。尧棠并不因为自己身体不好而放弃工作，他在这一年编写出一本《五一运动史》，同时也译完了克鲁泡特金的《面包略取》（后改为《面包与自由》）。这本书是克鲁泡特金在1886年写的，也是尧棠的第一本译著，它的内容是阐述作者对于实行无政府共产主义的经济与政治的主张。他认为大自然留给人类的财富和人类通过集体劳动所创造出来的机器，是足以使所有人得到温饱，如果废除私有制，实行共产共有，经济平等，便可以保证人们安居乐业。但是他认为这个任务须由无政府的共产主义来完成，因而他主张消灭国家，取消政府，废除法律，由多种社团的自由联合来代替国家的统治。在这本书中，克鲁泡特金表达了他对当时不合理的社会制度的强烈憎恶，和对理想的自由社会的热情追求。可惜这些理想不切实际，很难办到。当时尧棠接触社会实际的机会并不多，还不曾把这一理论应用到实际生活中去进行考察，所以他从对旧的封建制度的憎恶出发，曾十分同情克鲁泡特金某些方面的观点，并写了一些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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