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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多天的海上旅程还使尧棠看到各种奇景，那是大海与日月的结合，美与光的凝聚，艺术与真理的会晤。毫无疑问，尧棠在这里领受了大自然的赐与，他的胸襟有了更深的开拓。在船上，他也看到了人世百相，看到了一些受难的人们的遭遇。有两个波斯教士，本来是到西贡去的，但没有能够在西贡登岸，因为法国警察盘问了他们，不让他们上去。他们回到船上，还受到茶房责备，也只好忍受着不吭声。他们在船上实行苦行者的生活，别人在甲板上舒服地躺在帆布椅里，他们却站着，风浪大时，就抱着一块木头睡在地上，脸上露出痛苦的神情。天气炎热，人家都脱了外衣只穿衬衫，他们却穿着一套厚西装。到新加坡上岸了，尧棠望着他们的背影，既可怜他们的遭遇，又对他们的“忍受”感到厌恶。他以为只有反抗，人类才能得救。“忍受”的结果只能得到死亡。在船上，尧棠还看到五个黑人的孩子拼死搏斗，只是为了捡拾白人在船上丢下去的一个铜子。“这也是人的生活！”站在一旁的卫惠林十分感慨地对他说。尧棠为这一残酷的景象感到心痛，同时这些景象也都勾起他对自己祖国受难者的思念。自己的国家里也有许多人遭受着悲惨的命运。他忘不了童年时带领自己的女仆杨嫂，青年守寡，终于发疯致死；厨司老何和管监刘升，挨了老爷板子，还要向老爷叩头谢恩；书僮赵升，为李家做了几十年的奴才，临死只得到一条破席子，盖在尸体上。一个轿夫因被诬陷做贼，气忿而悬梁自尽。老仆周贵则因偷窃字画，被逐出李公馆，沦为乞丐，最后冻毙在寒冬岁暮的街头。

不幸的乡土，有多少不幸的事情在日日夜夜发生，苦难的人民什么时候才能结束那漫长的悲苦的日子呢？

在长达一个月的海上旅程中，尧棠早晨看海边日出，晚上看海上明月，生活既多彩，却又十分寂寞，他几乎天天在回忆祖国和故乡的春天和秋天，思索着他自己二十一年生活的征程，他又几乎天天为两个哥哥写旅途通讯，诉述在船上发生的和自己所感受到的一切。同时他并不忘记从英文本和世界语本翻译克鲁泡特金的著作。人们总是看到他不是在闷热的房舱里埋头写作，就是在餐厅里俯首疾书，有时甚至在休息室里，也低着头看书写字。

轮船驶经印度洋面，尧棠给他的两个哥哥写了一封信，诉述了他心中的矛盾与苦闷。信中说“今天除了思念你们而外，我什么都不想。……这一年来我是天天走向孤独了。……然而我又不能不想念你们，我就是这样矛盾的一个人。有时候愤怒地对自己说：

你快些使自己被别人忘却吧，不要别人将来为你的不幸的生活而悲伤，不要使有一个人为你哭泣！然而便是这样，我也不能够忘记别人，即使我可以彼人忘却。这一年来的生活，尤其这半个多月，只要我见过他一面，只要他曾用和善的眼光看过我一眼，我就不能够忘掉他。何况你们是我曾经相依为命的两个哥哥……“

另外，他在船停靠在锡兰时，看了科伦坡大佛后，还给一个年长的姓沈朋友写了一封信。

“……我在过去的某一个短时期里，也颇有意皈依佛教。因为生与死的苦闷压迫着我，我也曾想在佛经中找到一点东西来解除我的苦闷，但是结果我并没有得到什么……佛教的理论纵然被佛教徒夸示得多么好，但是究竟是非人间的，超现实的。人间的、现实的苦闷，还得要人间的、现实的东西来解除……我想拿佛教的理论来解除我的苦闷，到头来我的苦闷却一天比一天地增加。我所见到的人们的痛苦，也是不能够拿玄妙的理论来解除的。于是我不能够忍受下去了，便重回到现实的路上，做一个社会运动者，要用人群的力量来把世界改造，改造成一个幸福的世界，使将来不再有一个人受苦……

我现在的信条是：忠实地生活，正当地奋斗，爱那需要爱的，恨那摧残爱的。我的上帝只有一个，就是人类，为了他我准备献出一切……“

人们知道尧棠离国赴法，根据他的愿望，是为了去学习经济学，考察社会运动，并进一步研究无政府主义理论。他自己也认为自己是一个虔诚的无政府主义信奉者。但是从他心底里发出来的这些斩钉截铁似的“信条”来看，他的思想实质，却往往充满了民主主义者和人道主义者灵魂的呼喊。

这是为什么呢？这个发人深思的问题，将在几年以后，人们才会从他发展成为一个走现实主义创作道路的作家这一事实，来找寻到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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