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尧棠经常在这样一个环境中踏着快步走去上夜校，回来的时候，一般总在晚上11点钟以后了。那时街道更加静寂，一盏盏装着煤气的街灯，更加零零落落，更加黝暗，天在下着无声的细雨，他一个人走在国葬院（也就是先贤祠）旁边的一条路上。那里有一座卢梭的铜像，这个被托尔斯泰称作“十八世纪全世界的良心”、曾经填补过历史上长期空着的平民思想家席位的伟大哲人，他的形象深深地吸引着尧棠。他读过他的《忏悔录》。卢梭作为一个平民知识份子，既自信又自重。他厌恶巴黎的繁华和高贵的等级，鄙视上流社会的特权，无视专制主义的淫威，甚至拒绝国王的接见和赐与，全心全意地卫护着人的尊严。他生活贫困而知识广博，物质享受微薄而精神世界丰富。他追求真实，不惜袒露和忏悔自己的错误和缺点，他的心灵像晴空一样纯净；而高贵的上层社会，他们千方百计装腔作势，把自己打扮得道貌岸然，却把不可告人的罪恶隐藏起来，其给果却只能造成他们的内心永远恶浊，如肮脏发臭的阴沟。

尧棠经常走到卢梭铜像前，望着那个拿着书本和草帽的巨人形象，情不自禁地去抚摩那冰冷的石座，犹如去接近自己所敬爱的长辈，站在他的膝下，向他诉述自己的寂寞和悲愤。卢梭对封建统治者和上层社会的无掩饰的反抗，终于被自己的国家驱逐出境，这与尧棠少年时代反对封建礼教，在祭神前不肯下跪磕头，看不惯长辈中间勾心斗角，忍受不了他们对年轻一代和婢仆的摧残迫害，终于毅然决然离开封建大家庭的经历，有很多相通之处。

国内传来消息，革命形势发生严重变化，蒋介石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武装政变，国民党宣布清党，工人纠察队被缴械，上海总工会被封闭，大批共产党人和群众遭到捕杀。这使尧棠更加想念祖国，想念亲人，日夜牵挂着祖国正在进行着的这场革命与反革命的斗争。而使他感到意外的是，某一些无政府主义者，在这个时候，竟与国民党反动派站在一起，甚至联名发电“护党救国”。特别使他失望的是那个曾到轮船码头来为他出国送行的朋友，竟在上海与李石曾等人合作办起一份《革命》周报，还写信给他向他约稿。尧棠立刻回了封信，说你们与反对革命的人合作已经堕落了，从今以后绝交，至于写稿更不用提了。

尧棠站在卢梭铜像前，为国内形势感到焦急。他由悲愤而转入沉思，由沉思而禁不住口中喃喃说着话，“真理是压不服的，妄图依靠刀枪来镇压革命，纵然伏尸万万人，流血万万步，也是没有用的，理想是杀不死的……”他觉得共产党人李大钊勇敢地走上绞架，临刑慷慨申辩，是个伟大的殉道者，值得钦佩。

那晚，他回到旅舍，把自己想的都写成文章，其中一篇题目便叫做《理想是杀不死的》；另一篇题目是《李大钊确是个殉道者》。为了与那些和国民党合流的无政府主义者诀绝，他又在几天以后写了《无政府主义者并不同情国民党的护党》等论文。这些文章后来都在美国旧金山出版的《平等》杂志上发表了。富有正义感和以人道主义思想作基础的尧棠，通过这次革命流血的教训，对共产党和国民党的认识，从这时开始逐渐清楚。而中国无政府主义者，本来就没有严密组织，更无严格统一的党章、党纲，在这个时期，也逐渐分化，各人走各人的路。他们有的投靠了国民党，有的走上共产主义的道路，终于成为共产党人。对尧棠来说，只是增强了孤独感。只有在卢梭铜像前，他才得到一些安慰。他虽然在十七岁时就开始自称是无政府主义者，也曾翻译过有关无政府主义者的著作和传记，但他从未整体地接受过无政府主义的政治和社会思想，特别没有宣扬过无政府主义的根本实质，即要求恢复使用旧的生产工具和维持旧的所有制及生产关系。即使在法国时期，在这个国际无政府主义发源地和昔日的无政府主义者集中避难所，为尧棠所一直追求称颂的，也只是一些有关无政府主义者为革命而勇于牺牲的殉道精神。

面对着国内反动军阀和国民党新军阀的屠刀，尧棠在这个时期特别神往于对反动统治者不屈反抗的英雄形象。他对李大钊的就义作了热情歌颂以外，还从现代世界史料中收集了大量的各国殉道者（其中许多是无政府主义者）的悲壮事迹。这些英勇的牺牲者动人的形象，日日夜夜在他的脑海里沉浮，他禁不住为他们流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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