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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天晚上，他站在卢梭铜像前，忽然想起了白天在研读现代史过程中，所发现的1886年5月美国芝加哥工人领袖的殉道事件：美国芝加哥工人因为要求实行每日八小时工作制，而举行罢工，在一次群众大会上，发生了爆炸事件，说有一个警察被炸死。接受了三百个大资本家十万元贿赂的芝加哥法庭，把八个与炸弹案毫无关系的“罪人”，分头逮捕起来，并即判成了“制造杀害罪”，说这些被告在演说和著作中的语言，促使那个至今在逃的不知姓名的人来杀害那个警察。他们把许多宣传无政府主义和劳工运动的小册子、传单、报刊都作为杀害警察的罪证。当年八月，他们把八个“罪人”中的七个人，判处死刑，另外一个尼伯，也被判了十五年徒刑。

尧棠深为这个案件中的被告们在被判刑后留下的不朽遗言感动。

“我在这法庭上的讲话，如像一个阶级的代表向另一个阶级的代表发言。”第一个演讲的是司柏司，他原是《劳工新闻》的负责人，他的声音坚定有力：“正如五百年前威尼斯人发利里在法庭上受审时说的‘我的辩护就是对你们的控告，我的无辜受刑，就是你们的历史！’今天同样如此，州政府无法证明我和炸弹案有关，却判我以罪，这就断定你们在谋害我，我现在控告检察长和警察长是凶恶的谋杀犯！”

第二个发言的是迭瓦伯，他说：“现在的社会制度不是在天天杀人吗？

未成年的儿童被迫干活，妇女们操劳过度而送命，却从未见有法律保护他们。芝加哥几万工人，挤在一个暗屋里，孩子跟着父母同吃猪狗食，死婴遍地，瘟疫流行，而富人高楼大厦，丰衣美食，还要饱暖思淫欲。这样的社会，不就是人吃人的社会吗？“

排字工人斐失儿说：“我虽然参加了那天大会的布置工作，但炸弹案与我毫无关系。我从未犯过罪，然而我知道有个人快要犯杀人罪了，这就是检察长格林奈尔。”

林格是殉道者中最年轻的一个，他只有二十一岁，是个德国籍木工，还能制造炸弹。但那天炸弹案与他无关，而且他并不在场。他说：“你们有什么证据来证明我的罪呢？你们说我蔑视法律和秩序，其实真正蔑视法律与秩序的倒是你们的警察。我向你们宣告：对你们，我赞成使用武力。当你们把我们绞死，千万人会来向你们掷炸弹。现在绞死我吧！”实际上，林格并没有上断头台，在执行死刑前一日，他就在囚室里用一颗炸弹把自己炸死了。资产阶级没有能够使林格受绞刑，他们自己却为林格的自杀而丧了胆。

另一个发言的是在1872年离开德国来到美国生活的工人恩格尔。他原来以为美国是自由乐土，一心向往自己能成为这个共和国的公民。但一踏上它的土地，他才发觉事实并不是这样。他说：“我发现在德国社会里看到的罪恶，美国也有。这就是我为什么要变成一个社会主义者的原因。我在工厂里结识了一个同伴，他向我讲了科学的社会主义逻辑，他说：只要机器原料等仍是资本家私有，并得到国家保护，那么要靠我们的双手劳动来维持生活，那是不可能的。我这才知道美国的‘自由票箱’是一种美丽的神话，只要工人在经济上仍为奴隶，他们在政治上是不可能自由的。”

柏尔森司是最后一个发言者，他的发言长达几小时，最后他说：“我以为凡是自然界的富源，凡是社会上的财产，凡是文明的财物，都是历代劳工的成绩，应该属于人类全体，永远归大众享用。……你们以为使我们上了断头台，社会运动便终止了吗？呵！恐怕不至于如此吧！随着你们对我们的判决，将是美国与全世界人民对你们的判决，这个最大的判决，必将揭出你们的不公，替我们伸冤的。”在断头台上，柏尔森司极其安静，他的双眼向上望，注视着远处。接着，他又以责备和诚恳的眼光望着台下的人们，他说：“美国人允许我谈话么？执行官马曾，让我来说话：让民众的呼声起来吧！——”这时执行官受到行刑的号令，于是，在几分钟后，芝加哥的殉道者便一一离开他们眷恋着的关怀着的世界和人群了。

这些为实现自己的理想而牺牲的人们，他们临刑前的动人情景，深深印在尧棠的心中。他在白天把这些史料整理成文，还在文章中写上自己的感叹：“以这种至仁至勇的态度而就死刑的，古今来曾有几人！”到晚上，当他路过卢梭铜像前，又不免想起这些殉道者，觉得他们的精神，与卢梭彻底蔑视上层社会的高贵等级，要求恢复人与生俱来的平等自由的权利的意志，是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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