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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相通的。当年的美国芝加哥这一案件，由于殉道者朋友的请求，经过六年复查，新任的州长阿尔结尔德经手，终于发现当年法官受贿枉法的真相，证明当时警察用枪射击群众的举动，就是一种极大的罪恶，这样，他们不得不替殉道者平了反。

尧棠对无政府主义者的歌颂，大都是为一些为理想而牺牲的人们的献身精神的颂扬，出发点很大部分具有人道主义和民主主义理想的内涵。当时他还把法国的三个理论家的著作，归给出下列几点为无政府主义者所具备的条件，那就是：“富有正义感和反抗精神，热爱自由，有纯正的品质和敏锐的求知欲及好奇心；举止庄严，生活朴素，能刻苦用功；能含笑受刑，相信殉道可以拯救人类。”尧棠认为“从这几点，至少可以知道无政府主义者是怎样的人了。”

他对无政府主义者下这样的结论，当然反映了当年的无政府主义者确有一些道德高尚、富有正义感和反抗精神，并勇于殉道的人。但是这样的绪论同时也从另一方面反映了尧棠当年对无政府主义的认识有一定片面性，甚至可以说，他所理解的无政府主义，和当年某些自称无政府主义者的青年一样，他们所信仰的东西，实际并不是无政府主义，只不过是因为身在封建札教压迫之中，一种迫切需要自由解放的心理，正碰上比共产主义思想更早输入中国的无政府主义，这就使当时许多思想进步的青年，与它给了不解之缘。尧棠在出国前所写的二十几篇政论，和到巴黎以后所写的一些文章，很多地方都以无政府主义者自居，并不停地谈到无政府主义，奇怪的是他从未接触到无政府主义根本性的实质问题。这就是对于所有制关系的态度。十九世纪的无政府主义者曾以厌弃工业革命，主张丢掉蒸汽机、纺织机，向往回到手工业劳动时代为其特征；他们的一些先驱人物甚至还幻想农村实行公社理想化，企图把空中楼阁的“农村乐园”搬到现实世界，作为共产主义的基础。而尧棠的言行和作品中，从未流露过这方面的思想。这些思想，是《共产党宣言》中所指出的具有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也就是无政府主义）的反动本质，而尧棠所虔诚地信奉着的“无政府主义”和他所表示一再崇敬的国际无政府主义者的事迹，倒是大部分与卢梭式的人道主义思想和行为十分契合。

在有些问题上，尧棠也与一些无政府主义者的思想存在着严重分歧，甚至不惜展开公开争论。当时他寄给国内一家刊物上发表的一篇叫《无政府主义与恐怖主义》的文章，是写给一个当时尚未见过面的无政府主义者李太一（笔名唯一）的一封信，信中说：“我不赞同你们所说，无政府党人以杀害特权者为义务的话。无政府主义者所反抗的是制度，而不在个人。制度不消灭，杀了个人，也无用的。……你把个人看得太重要了，社会革命之不能即时实现，并非由于某几个人之私意所能决定，这是受物质条件之限制的……暗杀有时反能妨碍宣传。如梭克逊的刺杀麦坚尼，布斯之刺杀林肯，结果对于主义之宣传并无丝毫的利益，反引起了一般人对于主义之厌恶。”

尧棠对暗杀问题的看法是很明白的。也正是在这个时候，他开始写他的第一本小说《灭亡》，并描写了主人公杜大心，以暗杀手段从事革命，终于导致灭亡。他既同情死者的献身精神，又否定了他所采取的盲动手段。

尧棠的“无政府主义”，始终是在人道主义与民主主义思想里打兜的，也就是说，他始终站在卢梭铜像前，喃喃地说着话，而这些话的意义他说自己有时也不懂，其实正是站在他面前的那个拿着书和草帽的“日内瓦公民”，是他把“十八世纪的良心”交给了这个中国未来的大作家。

巴黎，无政府主义的发源地，国际上许多无政府主义者曾在这里避难，尧棠在这里结识了一些人，但是他还是经常感到寂寞，和他最合得拢最相契的，还是这个站在先贤祠广场上的巨人。当他从报纸上看到某些地区许多人为饥饿而哭，某些地区又有许多人在被任意屠杀，他几乎每夜都伏在卢梭铜像前，诉说着自己的绝望。听到圣母院沉重、悲哀的钟声响了，他才离开这里，向热闹的圣密雪尔大街走去。那时他不想到谁的地方去，也不想和谁说话。他只是随便散着步，他看见了不少人和物，许多朴素而愉快的面貌在他的眼前过去了，接着又有不少忧郁的被工作与生活摧毁了的面貌迎上前来。在他的耳边响着从咖啡店传出来的音乐，笑语和歌唱，同时他也听到一些悲哀的谈话和诉苦。他并不厌弃这个城市，他觉得它并不坏，但是他感觉到它对他是既亲切又陌生的，在它这里找不到自己所要求的东西。他觉得这里的每个人、每间房屋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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