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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9年元旦，新婚的索非带着他的夫人，找到了宝山路宝光里14号一幢石库门二层楼房，作为他们的新居。住在亭子间的房东，同时还答应索非让他的朋友巴金租住这幢房子的楼下客堂间。这样，巴金才开始在上海有了他自己的“家”。这一年他的第一件大事，是第一部文学作品《灭亡》在《小说月报》上连载；第二件大事则是他译完了克鲁泡特金《我的自传》。

巴金在法国时写成的《灭亡》，本来准备自费出版，从巴黎郊外的沙城寄给索非，请他联系出版社。谁知索非一接到书稿，就把它介绍给正在代理郑振铎编辑《小说月报》的叶圣陶，叶审读了这部作品，就把它分四次登在这家月刊上。在最后一次登完时编者发表“例言”说：“巴金君的长篇创作《灭亡》已于本号刊毕了，曾有好些人来信问巴金君是谁，这连我们也不知道。看这篇《灭亡》却是很可使我们注意的。其后半部写得尤为紧张。”连载开始时，恰逢巴金刚刚回国。《小说月报》在当时是权威刊物，巴金是它的忠实读者，每期出版，总亲自跑到书店去买。《灭亡》发表后，当年十月又由索非把这部书稿交开明书店出版发行。许多青年都为这部小说作者炽烈的感情和流畅的文字而倾倒，文学评论家谭正壁在他的《中国文学进化史》里说“巴金是新写实主义一派”，也有人在《新文艺月刊》上说“巴金的思想立场是安那其主义的”，另一个评论家则在《现代小说》上说“这是虚无

主义的个人主义者的创作“，还有人在《真善美》杂志上说《灭亡》的主人翁杜大心”似乎是克鲁泡特金的安那其主义，托尔斯泰的人道主义，和阿志跋绥夫的虚无主义的人格化“，连《中学生》杂志的读者也有各种评论。

巴金在这一年为此发表了“自白”，他说：

“总而言之，我活了二十几年。我生活过，奋斗过，挣扎过，哭过，笑过。我在生活里面得到了一点东西，我便把它写下来。我并不是事先打定主意要写一种什么主义的作品。我要怎样写就怎样写。而且在我是非怎样写不可的。我写的时候，自己和书中人物一同生活，他哭我也哭，他笑我也笑。我不是因为想做文人而写小说。我是为了自己（正如我在序言中所说是写给我的哥哥读的），为了倾诉自己的悲哀而写小说。所以读者的赞许与责骂，我并不在乎。不过我希望批评家多少了解我一点。”

巴金确实不是“为想做文人而写小说”的，他虽然在那时已发表过不少文章，也翻译过不少作品，但是直到《灭亡》出版，他还不曾拿过稿费，他把这本书的版税赠给索非，虽然他自己的生活还是十分拮据。就在这个时期，他在法国编写的另外两本书《断头台上》（其中一篇是凡宰特的自传《一个卖鱼者的生涯》）和《蒲鲁东底人生哲学》（克鲁泡特金作），也在自由书店出版了，这两本书仍是没有版税或稿费的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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