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利亚，加深了对“脑满肠肥者的统治”的憎恨，终于放弃了军职，离开了西伯利亚，到彼得堡进了大学，又在俄国知名的地理学家和统计学家的领导下供职，在学术上作出了很大贡献。

虽然克鲁泡特金有许多幻想不切实际，但“这位高尚的、才华横溢的思想家描绘的美好图景：”一个人人平等、自由的社会，一个肯定个人最大价值，把个人的幸福置于最高地位的社会，一个不仅摆脱了金钱的统治，而且也摆脱了官僚和官吏的社会‘，确实符合人们梦寐以求的心愿。“而且从专业上来讲，”克鲁泡特金既不是一个化学家，又不是一个历史学家，既不是一个作家，又不是一个演员，却终生保留着对历史、对化学、对文学、对艺术、对他在某一段时期内从事过的所有事情的爱好和兴趣。丰富的精神需求，在大多数人身上都随着年岁的增长而逐渐减弱，而克鲁泡特金却对所有新的书籍、科学上的新发现、艺术中的新事物，直到老年还保持着一种青年人的、如渴如饥的求知欲。“

这样的一个人，这样的一本书，难怪巴金为之倾倒。他把克鲁泡特金当作“一个道德地发展的人格之典型”来要求自己的弟弟向他学习，虽然他并不强求弟弟去向克鲁泡特金学习思想、主张或什么主义。使巴金感动的是他的“人格”，和他的美丽的理想。

他在这个时期的生活过得并不热闹。和他在法国一起留学的朋友吴克刚和卫惠林虽然这时也已先后回国，但他们都到内地去了，吴克刚临行把自己旧居中的一张破旧的小沙发送给了巴金。一到晚上，巴金从世界语学会回来，经常坐在这张沙发上进行写作或阅读书籍。他仍是中外文学名著的热情读者。他唯一的消遣是在黄昏的时候，从宝山路通过东横浜路和多伦路到北四川路横浜桥一带散步。那时宝山路还不曾遭受1932年“一。二八”淞沪战争的兵灾，宝光里附近有许多房屋，也有几家商店，不像后来很长时期只有棚户与荒地，一到晚上，只有火车响着隆隆的声音在铁路上经过，铁路沿线的马路只有稀稀落落的几个人影了。当时宝山路横浜路一带有不少从事文化工作的人住在那里，因为著名的东方图书馆和商务印书馆等几家印刷厂就座落在这条宝山路上，他们为了工作方便，很自然地集中在这个地方。鲁迅先生刚到上海时，也住在与这里相近的叫景云里的那条弄堂里。人们从宝山路到北四川路去，常要经过东横浜路的景云里弄堂口。北四川路的横浜桥，经常出现着二十年代与三十年代交替时期巴金寂寞的脚印。

宝山路属于闸北，而北四川路就属于日本商人比较集中的虹口了。当时在公共租界的主管机构工部局董事会里虽有两个日本大班，但一般的日侨还是住在虹口，这些人不少是苏州河南三井洋行或横滨正金银行里的职员，更多的则是在虹口就地经商开店铺出售日本棉织品、玩具、留声机唱片、自行车的小商人。这些人在北四川路一带（也有在提篮桥的）聚居，按着生活习惯，形成一个自己的社会，人们叫它“小东京”。他们经常在自己家中，脱去鞋子，蹲在一种叫“榻榻米”的席子上，喝茶谈唱，自得其乐。有时又三三两两走进日本人自己开的酒店，对着艺妓喝上几杯。有些则是军人家属，凭着各种关系，开个店铺，每月领军饷之外，还从货物买卖中争蝇头小利。这一带日本居民大约有三万人，在北四川路这条神秘之街上，形成一种特殊势力。他们有一个居留民团，和一个非常活跃的各条街道日人联合会，用来专门对付中国居民。在1929年前后还比较平静，等到东北“九一八”事变发生，局势就更加紧张了。

巴金生活在这样的环境里，使他更加感到孤独。《灭亡》获得热烈的反响，却不曾使巴金周围的朋友增加。他仍专心致志地从事他的翻译和编辑工作，不曾有继续进行文学创作的打算。他甚至有点灰心，特别在这一年中他的第一个短篇小说《房东太太》和第二个中篇《死去的太阳》写完后，他对自己有些失望，曾想从此搁笔，不再创作。

他感到忧郁，时时想念在成都的大哥和在天津的三哥。而他们知道他回国，却很高兴，经常有信给他。那年7月，他的大哥尧枚终于从成都到上海来了。这使巴金的生活顿时热闹起来。和大哥一起来的，还有三叔家的堂弟李西舲，他比巴金小两岁。巴金在童年时经常与他一起玩乐的。大哥到上海后，借住在霞飞路（即今淮海中路）霞飞公寓的一幢高楼里。巴金与大哥相别六整年，见面时虽十分愉快，却又不免泪眼相对，许多话不知从何说起。他们谈到三姐的死，也谈到二叔去世。二叔一心要想继承祖业，维持封建门庭，却又终于无力挽回大家庭崩溃的危局，抑郁而死。巴金想起二叔在他与三哥尧林告别成都时，临行前他还拿出二十块钱，再三叮嘱他们要好好注意安全，当时情景还好像是在昨天一样清晰，禁不住两眼有点潮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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