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第二天，巴金听朋友们谈起叶非英，说他身上有病不肯治，工作忙得连吃饭时间都没有，更没有时间考虑结婚成家，像个苦行僧一样过日子，却与学生很谈得拢。“耶稣”的称号就是这样产生的。巴金很钦佩他对事业的献身精神，临行时听他说学校很希望能增添一些图书，巴金就给他捐赠了两箱书去。朋友们把巴金送到船上，巴金又把剩余的旅费交给他们，要他们转交给“耶稣”，让他抓紧时间看病。等巴金回到上海，“耶稣”却来信说已把钱用来帮助一个贫苦的学生。巴金对叶非英拖延治病，强调“工作更重要”的主张，并不完全同意，但对他的工作精神相当感动。巴金佩服他，但并不想学习他，因为巴金总觉得从事文化建设工作，眼光要放得更远一些，更要有水滴石穿数十年如一日的决心，单靠舍命“拼博”是不够的。

在黎明中学结识的另一个朋友是后来成为我国著名散文家的丽尼。他的故事也是很动人的，他与巴金的友谊也是很长久的。巴金在三十年代初所写的中篇小说《春天里的秋天》，正是根据在闽南时期生活中所遇到的事情写成的。当时巴金听晋江书店一个姓沈的朋友谈起，说有个少女，是巴金小说的读者，最近病在床上，不知是何原因，精神有点失常，他问巴金是否可以去看看她。在一个雨后初晴的日子，巴金就与两个教书朋友，踏着泥泞的田间小路，去那个姑娘家访问。到了那边，一看那屋子，显然是个大户人家，但那姑娘却躺在这个庄院的一间阴暗的房子里。对他们的来访，她说了两声“谢谢”，然后只是微笑。她不过二十岁左右，容貌端正，脸色有点憔悴，身上盖着一条薄被。看到他们，她从床上坐起来，对他们的问话，什么都没有回答。当他们告辞时，她的双眼却噙着晶莹的泪花。据说她父亲正逼着她停学，要她与一个不相爱的男人成婚。没有多久，她就发疯去世了。这给巴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样的故事，对他说来是非常熟悉的。他想起自己的成都老家的那些亲姐妹和堂表姐妹们。

过了几天，巴金在学校办公室帮忙料理一些事务，因为暑期就将过去了，学校正忙着新学期的学生注册报到，忽然看见一个活泼秀丽的姑娘跑来，要求办理注册手续。人家说她姓吴，是个归国华侨。她口齿伶俐，行动迅捷，很快就把手续办好，没有多少时间就离开办公室，却给巴金留下一个很好的印象。等到巴金回到上海，忽然传来一个消息，说那个姓吴的姑娘爱上了学校里一个姓郭的教师，那个教师便是巴金的朋友丽尼。他比巴金还小三、四岁，原不过是个二十出头的小伙子，接受这个南国少女的爱情，也是很平常的事情，而且也只是停留在一般的情投意合上，并没有什么行动。但是给吴姓姑娘的家长知道，竟引起非凡的不满，原来他们早给她挑选了个未婚夫，这个未婚夫正是这个学校的校董，当地有钱的老板。他们给她一种压力，并订出婚期，强令她与丽尼断交。同时并通过社会舆论，把丽尼逐出学校。丽尼只好跑到鼓浪屿朋友家中去避难。而姑娘却不屈服，她在婚期将近的时候，乘着天下大雨，人们不及防备之际，逃出家乡来鼓浪屿，要求跟着他到天涯海角，去做比翼双飞的同命鸟。但是丽尼想到自己是个身无分文的流浪人，是否能保证这个出身富家的少女永远不吃苦，自己心中没有把握，而且社会舆论和专为有权势的人服务的社会法纪对他来说，都是个可怕的压力。他唯恐自己承受不了，因而竟然没有接受这个姑娘的请求，委婉地辞谢了她给他的爱情。悲剧等待着这个姑娘去扮演主角：她跑回家中，像一朵刚开的鲜花，在一场风雨中憔悴地死去。

巴金听到这个故事，就凭着自己在晋江所得到的有关这两个姑娘的印象，加上自己家的一些堂表姐妹们不幸的遭遇，写成了一个以爱情为题材的中篇，他对人说：“那个女郎疯狂了。悖谬的社会制度，不自由的婚姻，传统观念的束缚，家庭的专制，不知道摧残了多少正在开花的青年灵魂！我的二十几年的岁月里，已经堆积了那么多的阴影了。在那秋天的笑，像哭一样的笑里，我看到了过去一个整代的青年的尸体。我仿佛听见一个苦痛的声音说：”这应该结局了‘！“

那时《中学生》杂志恰好正在连载他所翻译的匈牙利作家尤利。巴基的中篇小说《秋天里的春天》，他就把自己写的这个中篇爱情故事起了个相反的题目：《春天里的秋天》，并为它写了一篇短序，最后一句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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