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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金在这个时候，除了写些散文，他还继续写他从1938年5月就开始的《火》的长篇创作。这部小说的第一部他在广州只写了第一章，在桂林他也写了几章，但没有完成；直到1940年9月在昆明才把它写完。《火》的第一部是以青年妇女冯文淑为主角，故事发生的时间是在八。一三上海战争开始以后到上海成为孤岛。小说中冯文淑参加青年救亡团和到伤兵医院做护士，实际上都是萧珊的事情。萧珊曾以她自己的亲身经历，写过一篇通讯，题目叫《在伤兵医院中》，交给茅盾发表在《烽火》周刊上，用的是“慧珠”笔名。巴金听过萧珊讲过这些事情，看了这篇通讯，他就根据这些材料写了《火》的第一部第二章。他写这部小说，前后时间较长，不像过去写别的长篇那样

一气呵成，而是断断续续地，或忽断忽续地写它的。这当然是由于战时生活不安定，但也与他对这方面生活不大熟悉有关。但那时桂林遭受敌机轰炸，一次比一次厉害，那是巴金目睹的，桂林市区的建筑原本十分完整，后来开始大轰炸，他亲眼看到这个城市房屋一次一次被毁，后来几乎有一半以上的建筑变成废墟，以至到处是断垣残壁。他曾多次站在月牙山上，看到敌人投下燃烧弹，房屋怎样着火，市区怎样成为人海，建筑怎样变成焦炭，生命怎样受到毁灭。就在1938年的最后两天，他看到这个美丽的城市，被一大片火光笼罩着，天空迷漫着黑雾……每次警报解除，他都要到受灾的地区看看，他觉得敌人的暴行，可以增强对法西斯的认识。每一次从东岸跨过浮桥，由水东门进城，他都带着无限的仇恨去看同胞的受难，亲人的被害。但是由于当时抢救清理工作做得比较及时，他来到时往往被害者的尸体已经被车走了。有一次，在远处却看到一个人倒在一辆汽车残骸边，奔过去一看，却不是人，而是一个死人留下的印痕。尸体早给搬走了，留下来一些皮和血肉、头发粘在地上，烧剩的碎衣残布零落地散在旁边。据说那是个汽车修理工人，警报来时他来不及躲避，炸弹把房屋、汽车炸毁，也将这个正在汽车边工作的同胞烧死了。也就在这一天下午，十八架敌机在空中盘旋了一下，投下了一批炸弹，又炸死了许多人。当时在桂林的一个全国著名音乐家张曙，因躲避不及，就是在文昌门大火中牺牲的。这个年轻的文艺工作者，巴金在一个月前还在一个座谈会上见到过他，而现在就如此突然地离开了大家。他的死，给桂林文艺界带来了对日寇更大的仇恨。

巴金经常在这样的灾难中经受感情的折磨，他有不少熟人在这场灾害中遭受到各种各样的损失，有的毁坏了住屋，有的失去了亲友，有的甚至捐献了自己的生命。有一次巴金还到桂西路去找过一家书店，哪知到达后只见到平地一片。他记起在这个书店里的三个和蔼可亲的店员，抬起头却只有细雨濛濛，举目四顾，竟然空无一人。不少热闹的马路，变成冷僻的荒郊；多少和睦幸福的家庭，一刹那之间只剩下孤儿寡妇，站在废墟上响着哀哀的哭声。

“什么时候才是我们复仇的日子呢？什么时候轮到我们的飞机升到天空，把那些刽子手打下来呢？”

巴金相信这样的时候总有一天要到来。

第四节“孤岛”一年

1939年的“孤岛”上海，新闻出版事业出人意料地繁荣：由鲁迅夫人许广平亲自筹划的不朽巨制《鲁迅全集》编成付梓，美国进步作家斯诺的《西行漫记》广泛流传，以洋商名义发行的《译报》、《译报周刊》、《文汇报》、《导报》、《大美报》等抗日报刊纷纷出现，象征着中共地下组织与上海群众紧密联系的大型报告文学集《上海一日》公开出版，……

上海租界虽在敌伪势力包围之下，人民群众身处逆境，仍敌忾同仇，矢志不屈，勇于斗争。尽管敌人用暗杀、掷手榴弹、写恐吓信、甚至以注射毒汁的水果“馈赠”，来对付抗日爱国的大学校长、法院院长、报刊编辑记者、作家艺术家以及各条战线的知识分子，抗日的声音并未在出版物中消失，相反，报纸、期刊、舞台、讲坛上表现中国人民在敌伪势力面前毫不动摇的抗战意志的作品，言论，更加如火如荼。

这时，巴金与萧珊暂时回到上海。他们在这一年初春离开桂林，当时桂林经过四次大轰炸，市区有一半变成废墟，许多工作陷于停顿，文化生活出版社的办事处也受到影响，一时无法开展业务。他们经金华、温州到沪后，就首先为萧珊到昆明考大学作了一些准备。巴金又回到霞飞路霞飞坊59号与索非同住的一幢房子里，并在文化生活出版社担负起一部分编辑工作。当时文化生活出版社已迁到巨籁达路（即今巨鹿路），与霞飞坊离得不远，可惜的是陆蠡主编的《少年读物》已经停刊，陆蠡已回乡去，巴金曾按时写过《旅途通讯》给这个刊物发表。现在他把已完成了的本书各篇交给雨田主持的《少年读物丛刊》出版。但巴金与朱洗仍写信给陆蠡，希望他回上海来继续负责文化生活社一部分工作。巴金还为艾芜编了一本叫《逃荒》的短篇小说集，因为在桂林时艾芜曾和他谈起这件事，所以他把这本书编好后，还替它写了一编“后记”，他说：“在这时候我们需要读自己人写的东西，不仅因为那是用我们自己的语言写成的，而且因为那里面闪耀着我们的灵魂，贯串着我们的爱僧。不管是一鳞一爪，不管是新与旧，读着这样的文章会使我们永远做一个中国人——一个正直的中国人。”还替另外两位作家毕奂午、屈曲夫各编了一本短篇小说集。他在给屈曲夫的《三月天》写的编后记中说：“前年作者去北方时，我们一起在朋友家里吃了一顿晚饭，以后我便没有机会再见到他，也得不到他的消息……朋友却担心着屈曲夫的安全。我没有朋友的那种想法。有的人忙于工作，有的人没有固定的歇脚的地方。一切都在动，我们常常追赶不上。我们想念朋友，得不到音讯，朋友们也难知道我们的行止，彼此打听消息……但是有一天无意间两个朋友在一个新地方遇到了……这是多么快乐的时刻！”巴金对现实总是这样乐观，对朋友总是这样期望，认为他们总会永远愉快又健康地活着。但是，他哪里知道当他重见屈曲夫时，已在全国解放以后。那时屈曲夫已担任《解放军文艺》的编辑职务，而且大家都已进入中老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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