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金家几次领教了这样的“小将”光临，他家的半导体被抄去，望远镜被拿走，至于各种各样的书，只要哪个“小将”说要拿去批判，他就得没二话可说让他们拿去批判。一个晚上，几个中学生翻墙头进来，为头的只不过十四五岁，是从北京来的干部子弟，他们都是经过天安门城楼检阅过的红卫兵，以陈伯达、江青、张春桥为首的中央文革小组为他们壮过胆的“天不怕，地不怕”的“革命小将”。他们蜂拥进入中门，一声吆喝，叫全家的人都站出来。萧珊看他们深夜闯入，来势汹汹，怕巴金被他们揪走，就溜出大门，到对面派出所报告情况，要求民警出来干预。谁知派出所只有一个人在值班，迫于眼前情势，不敢出来管。而那个为头的红卫兵发觉了萧珊的行动，跟着赶到派出所，竟然当着民警的面，用铜头皮带对萧珊狠狼地抽了一下，并把她押了回来，同巴金和他的两个妹妹以及还在上海戏剧学院读书的二十一岁的女儿小林一起关在厕所里。然后，他们在楼上楼下各个房间跑遍，顺手牵羊，吃的吃，拿的拿，呼啸而去。吓得巴金一家在他们离开半个小时了还不敢出来，厕所门虽然让他们关着，但井未上锁，他们却不知道该不该出来。这年头就是有一批人可以胡作非为，什么伤天害理、灭绝人性的事都敢做；而一般群众，普通的老百姓，包括最有才能的知识分子，连做个安分守己的人都不可能。他们只能在坏人的棍棒下忍气吞声，什么都得相信“天王圣明”，按着明明不合理的歪理去办。

巴金天天晚上吞几片安眠药，才能入睡。他的满脑子都是“想不通”！

这多年来他哪桩事不按“上面”的指示办？作为作家，他按“上面”指引的方向下部队，下农村，也去工厂，去老区；又照着“上面‘；布置下来的任务，去开会，去写稿，去送往迎来，忙忙碌碌，把自己本来准备动笔写的创作计划放弃，为的都是响应号召，去赶当前中心任务。但是现在他怎样呢？却得到这样的结果！他虽然想不通，但又怀疑自己真有罪，思想改造不彻底。……现在他唯一的办法，就是通过受苦，来净化心灵。你们斗他，他低头认罪，你们高举双手高喊：”打倒巴金！“他也高举双手，高喊：”打倒巴金！“

这是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似乎一切都完了，一切都结束了，只有萧珊还在身边。她与他经常痛苦地相对着无言，但经过长时间沉默，终于萧珊说话了，她悄悄地对他说：“我们要坚持下去，要坚持。坚持下去就好。”

巴金从萧珊对他的同情中，汲取了力量。他觉得自己应该活下去。

第六节受难的灵魂

可怕的是这样的形势还在发展。“一月革命”开始，“中央文革”发动并支持造反派夺权，各基层换了一批更“革命”的“左”派人物上台。上海作协没有例外。新的造反派领导班子建立，首先是把巴金等几个老作家从资料室赶出来，让新的一批刚靠边的人聚在那边反省；另在楼下西厅后面五平方米宽的煤气灶间，开辟了一个环境更糟的“牛棚”，给他们从早上八点钟到晚上八点在一起学习“红宝书”，写思想汇报；并随时听从监督组命令，出去应付外单位点名批斗。当然，他们每天还要按时打扫厕所，或参加其他劳动。

“一月革命”在上海的另一标志，是张春桥、姚文元沐猴而冠，成为“上海公社”的第一、二把手。“上海公社”不久又改称“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他们就成为“市革会”主任和副主任。不论称“公社”还是称“市革会”，反正上海更趋向混乱。到处夺权，到处打砸抢，到处是大字报，到处开批斗大会，到处下跪和喷气式，到处有虐待狂。只有愚昧、自私和野心勃勃；没有真理，没有正义，没有怜悯和同情。一句话，只有兽性，没有人性。

不少原来看似和善的人，一下都变成残忍的杀手。过去与自己曾友好的人，现在也来拆你的墙脚；过去自己曾尽心扶植的人，现在都来投石。至于本来与你为敌的人，现在更千方百计想趁此时机，把你打入十八层地狱。而那些即使与自己原无任何关系的人，这时也想从你身上捞取一点好处：有的想从批判你的过程中显露一下自己的才能；有的想通过打击你来打击别人；有的则纯粹出于想发泄一下自己原始的兽性，便在揪斗你的时候，用尽心力虐待你。

“牛棚”里的作家，大都变得又老又瘪。本来头发花白的巴金，现在全白。而且头发被强迫“自动”剪成平顶。任何人都可以到这里来把他叫出去示众，进行责骂。有时萧珊也被叫来“陪斗”。她的性情变得优郁起来。人也瘦了，再也看不到过去那种高高兴兴的样子，笑容在她的脸上完全消失。她从不曾在尔虞我诈的旧社会混迹过，很少应付复杂的人事关系的经验。她一直争取有机会在实际工作中锻炼自己，改造思想。甚至在“四清”运动开始时，她还到铜厂参加运动，每天从早到夜，和大家同样工作。“文革”一开始，人家却把她这个义务编辑当作正式编制人员作为审查对象，并诬蔑她是巴金在作家协会的“坐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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