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然而来的“文革”形势，对巴金十分陌生；对萧珊来说，更是完全出于意外。她不知道如何是好。在起初，她听到北京、上海许多熟人靠边，还庆幸巴金还在接待亚非国家的外宾，暗暗祈求命运之神能让巴金顺利过关；到了一九六六年八月，巴金落到那个深不可测的网里，但萧珊还是幻想“上面”对巴金有些特殊照顾，因为她最了解巴金，他这十几年来一直听党的话，跟着党走，即使对某些党员思想作风有些意见，但从没有反对过共产党，更没有对社会主义制度有过抵触情绪，两人总是抱着改造思想的决心，“向共产主义理想迈进”。“文革”既是毛主席发动、毛主席领导，怎么有可能让巴金受难吃苦？北京来的红卫兵深夜闯入，任意搜抄书物，她溜出门外，向对门的派出所报告，也无非是信任毛主席、共产党，相信他们能保护一直与毛主席、共产党站在一起的作家起码的人身安全。但是结果派出所不敢出来保护他们，并为此她反给红卫兵当场抽了一下铜头皮带，以致左眼内出血，

眼圈四周发黑，伤痕很长时期没有消退。她想不通，但还是安慰巴金：“我们要坚持下去，精神不要垮掉，真理总在的。”

就在这个时期，电影院在放映根据巴金小说《团圆》改编的影片《英雄儿女》，萧珊悄悄地跑到电影院去看了一遍，看到银幕上还有“根据巴金原作改编”的字样，她很高兴。到了晚上，萧珊就把这件事告诉了巴金，巴金心头露出一线希望。但不过两三天时间，作协造反派的一个战斗队就赶到电影院和电影发行公司造反，说放映《英雄儿女》的片头上竟然还出现老反革命巴金的名字，是可忍孰不可忍。他们还把大字报贴在电影院门口，巴金头上的“反革命”帽子就在马路上传开了。萧珊的脸更加显得凄清了。

每天一早上班，萧珊总把巴金送到公共汽车站头上，车厢人挤，巴金年迈挤不上，又怕时间错过，勉强上车，挤在门口，车门关不上，萧珊就在车外用手使劲推巴金的背，让他挤进去，直到车子开了，萧珊才离开车站回来，又是一整天惦记着他的安全，不知会不会碰到什么恶运。到了晚上，巴金能按时回来就好；有时却让萧珊等到八点钟、九点钟，甚至十一点、十二点才回。这时她就在黑暗中，偷偷把大门打开，跑到路口去守候他，直至看到巴金在昏暗中，迈着蹒珊的步子一步步走来，这才舒口气。这时她还给他弄泡饭吃。“日子难过啊！”巴金叹了一口气。于是萧珊也就忧郁地应声说：“日子难过啊！”但又接着鼓起勇气劝他：“要坚持下去，不要灰心啊！”有时还说自己了解他，别人对他误会，她对他决不会误会；别人诬陷责骂他，她劝他都不要计较。“坚持下去就好。”她总是这样说。她相信一切道理总有一天会弄清楚。她在巴金面前，再也不像过去那样耍小孩子脾气了。她显得老练成熟起来。

巴金因为有萧珊对他的信赖与安慰，而不致在这样的时刻感到完全绝望。

但是萧珊心里苦。因为形势越来越严酷。一九六七年五月，北京一家大报首先发表文章，点巴金的名字，题目是《大立毛泽东文艺思想的绝对权威》，说巴金“是最典型的资产阶级精神贵族”，“写的都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据说张春桥、姚文元接见上海作协造反派头头时，张春桥曾说：“巴金完全应该批，特别是他的思想影响很大，应该好好的批！”他还说：“你们要从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高度来考虑问题！”接着，姚文元也说：“说批巴金要中央点头，没有这回事！”于是上海作协造反派的头头们，就在批巴金的大旗下，几派联合起来，加紧批斗巴金。这样，第二个月，就有上海两家大报批巴金《灭亡》中无政府主义的文章。

隔了两个月，“中央文革”进一步迫害彭德怀将军，将一九五九年八届八中全会上公布过的《关于以彭德怀为首的反党集团的决议》，忽然又在《人民日报》上重新发表，这更使巴金觉得自己的问题火上加油，因为他在朝鲜战场上曾访问过彭德怀，还写过一篇《会见了彭德怀司令员》的文章，当时起过很大影响。果然不久，上海作家协会造反派又出版了《文学风雷》期刊，连续发表大量文章，对巴金进行批判。上海报上也出现了一篇批判文章，题目叫《评彭德怀和巴金的一次反革命勾结》。复旦大学“巴金专案组”的红卫兵为此来到作家协会揪斗巴金，不让巴金回家，强迫他住在作协三楼走廊上，住了两个星期，还把巴金的日记本作为猎物抄去。巴金在“牛棚”从一九六七年七月开始写日记，当时除了接受批斗，他每天工作是清扫厕所，在花园里掏阴沟、拔野草，在厨房里拣菜、洗碗、揩桌子，所以所写的日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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