际是劳动日记，当然还有一些自我批评和思想汇报，无非是表示“真心悔改”，争取“坦白从宽”。这样的日记，起初每天让监督组拿去挂在走廊上，但挂出去，就让人拿走了，也不知是造反派拿去作“批判”材料，还是有人偷走作“作家墨迹”保存。这样，巴金就不再每天把日记交出去审查；虽然这样，他还是知道有一天仍难免要被迫交出去，所以他写这些日记，总把它当作坐在造反派面前写的东西，一丝不苟地写些认罪的话。果然，两个月以后，复旦大学红卫兵一到，就先抄“牛棚”里的抽屉，把巴金这一时期日记全都抄去。他们在作协审查巴金，审了两个星期还嫌不够；后来索性把巴金揪到江湾复旦大学中文系学生宿舍关了起来，让他们把他当作拳击师的练球标，谁都可以对他进行批斗，即所谓进行“大批判”，以壮各派声势。等这些青年人对他虐待够了，将近一个月时间，他才被释放回来。接着是一九六八年开始的各种“游斗”。巴金和吴强等都无一例外地经常应各处的“勒令”而不得不去作“反面教员”。场面最大的一次，是全市批斗市委书记陈丕显与宣传部长石西民。巴金与上海文艺界其他知名人士赵丹、白杨、吴强、贺绿汀、丰子恺等都被揪去一起陪斗，地点在上海杂技场里。大家都坐在冰冷的水泥地上。“走资派”弯腰屈膝，造反派耀武扬威，震天响的口号一阵又一阵，看来“运动”已经达到了最高潮。

但是过多的批斗场面，反而使群众的情绪逐渐下降。“杂技场”的这样演出，并没有超越杂技场演出杂技的规律：杂技这玩意儿，一次看过，第二次看就没有味道了。相反，群众经历了够多的批斗会，逐渐发觉批斗的内在真相。犹如看魔术，看多了就识别了戏法的虚假。复旦大学红卫兵把巴金批斗了一个月，有的人反而因读了巴金作品而成为巴金作品的热情读者和研究者，转而觉得姚文元的批判文章写得实在勉强，实在蛮不讲理。而巴金呢，他也因为参加了过多的批斗会，在这时开始逐渐认识了造反派，原来他们也在做戏。“他们要整我，我大拍马屁也没有用处。”他把“文革”的真相一步一步地看穿了。

最痛苦的还是萧珊。看到巴金的问题一天比一天严重，揪他去批斗的地方越来越多，造反派对他的态度一天比一天更恶劣，她的心里也就一天比一天沉重。有一天，她上街买小菜，看到淮海路上作协造反派的大字报，不但把她和巴金名字写在一起批判，还把巴金全家的姓名都上了榜，加了各种罪名。她觉得日子难过，健康情况也越来越坏。自从不要她按日去作协上班后，作协造反派却通知里委对她进行监督，要她每天早上清扫马路。萧珊不得不每天天还没有亮，就戴着口罩上马路扫地。有一次，她到作协学习，傍晚与巴金一起回家，那天总算造反派没有留难，他们六点左右就到家了。萧珊比较高兴，一到家便到厨房准备晚餐。巴金像往常一样，在走廊里的饭桌旁坐了下来，他随手拿起报纸，忽然看到两个工人作家写的文章《彻底揭露巴金的反革命真面目》，心里顿时大吃一惊，还不及细读，就忙把报纸藏了起来，怕萧珊看到，影响她的情绪。萧珊果然面露笑容，端着饭菜出来了，巴金只好故作镇静，陪同萧珊匆匆把饭吃好，但心里却忐忑不安，不知说什么好。只见萧珊放下碗筷，就找报纸看。巴金想把她的注意力引到别的地方，但一转眼，她还是想到要看报，终于把报纸找到了。她看着，看着，忽然一声不响，笑容没有了，就走到房间里去，这一夜就再也不讲一句话。巴金的心，像被谁割了一刀那样，他看到萧珊躺在床上，脸朝里面，小声地哭着……

一到夏天，巴金又让造反派揪去参加上海文化系统召开的斗争巴金的电

视大会。作协造反派还以“上海作家协会造反兵团”与“上海工人革命文艺创作队”名义出了两本《彻底打倒无产阶级专政的死敌巴金》专刊，反映这次批斗大会的内容。与此同时，上海两家大报又各以《斗倒批臭文学界反动权威巴金》和《清算反共老手巴金的滔天罪行》为通栏标题，发表整版文章对巴金进行批判。第二天，又分别以类似的通栏标题发表消息，报道文化系统举行电视斗争大会的内容。这一时期报纸本来已经像中了邪一样，题目越用越大，文字字体也从五号字放大到四号字，唯恐吓不倒人家。现在所有“大批判”文章都处理得这样突出，这次也不例外。

巴金面对这样的遭遇，一如但丁在《神曲》中描写的炼狱中受罪那样，他唯一祈求的是净化自己的心灵。他承受一切冤屈，承受一切罪过，承受一切魔鬼对他的各种迫害。然而到了秋天，他又不得不离开萧珊去郊县松江辰山公社参加“三秋”劳动。这时，工宣队与军宣队已经“占领上层建筑”，这次下乡，统由工宣队员带领。这些工宣队员为了表示自己立场坚定，爱憎分明，对巴金和他的难友们大都要求很严厉。因此，在劳动中，巴金和他的难友们又不免被派去干最重的活，吃难以下咽的“忆苦饭”，并听取造反派的任意造谣和无端训斥，如说他“每月领取上海作家协会一百元的房租津贴”等等。这类精神折磨，大半是在“田头批斗会”上进行。每当大家流着汗努力挑泥挖土的时候，忽然一阵笛声，大家便放下铁鎝，集中起来，在男女社员们的围观中，听贫下中农对旧社会的控诉，然后就由造反派或工宣队员出来向“牛鬼”训话，不是指那个人干活不够积极，就说这个人跑路精神不佳，最后就随便拉出个“罪孽深重”的人来作重点批判，要他低头认罪。在这种场合，最合适的常常是巴金。因为他的名气最响，谁都知道他出身地主家庭，又写过“大毒草”《家》。而且在革命群众批判他的时候，加给他的罪名，一般他都能接受，因此批斗会也最容易获得“巨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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