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回到上海，形势似乎有些缓和，巴金、王西彦、魏金枝等似乎都得到“宽大”的处理，可以允许与革命群众一起参加学习了；工宣队员看到他们，也开始露出了笑脸。萧珊也因为身体不好，得到里委允许，可以不再每天一早上街打扫马路，而由巴金的妹妹代劳。但是也就在这个时期，社会上忽然又掀起一个“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高潮，巴金和萧珊不得不流着眼泪把刚从初中毕业的十七岁的儿子小棠，送到安徽省嘉山县农村插队落户。风雨飘摇的时代，从不幸的家庭成长起来的子女，饱尝了时代的艰辛，也看够了世态炎凉，人情冷暖。他们和他们的父母共同承担了社会对他们不公平的待遇。当时巴金的女儿小林已在不久前从上海戏剧学院毕业了，学校被既残忍又愚昧的造反派所控制和占领，毕业学生的去向谁也无法作主，年轻的毕业生都像失群的蚂蚁，到处乱碰。小林得到同学祝鸿生的照应，在患难中结成良伴。这使病中的萧珊，在巴金下乡和小棠务农的时期，总算有了半个依靠。

但是不久，巴金他们从“三秋”劳动回来后所受到的“宽大”待遇。又很快改变了。据说是工宣队准备先把他们几个人“解放”的打算，受到张春桥的批评，理由是：“上海作家协会没有一个好人，不存在解放人的问题！”于是第二年他们又被“下放”到松江去劳动，边劳动边“斗、批、改”。虽然，他们通过去年“三秋”劳动，对割稻打谷之类的农活已经比过去熟练，但这没有用，他们仍是“牛鬼”，造反派依然对他和他的难友们保持着敌对的眼光，对他们的工作、生活，依然经常进行无理的挑剔、刁难，在他们的

名字上仍然打上红色的大××；巴金也依然是“黑老K”和“死敌”。这就使巴金逐渐意识到，所谓“在认真劳动中争取宽大处理”原来是一句假话。看来一批知识分子在封建统治压迫下天生成的奴隶命运已成定局。

偏在这时林彪的“一号通令”下来，说是形势紧张，全国进行战备，在乡下劳动的人，谁也不准回来，这样他们就又留在松江辰山。巴金只好写信给萧珊，打算在农村过冬。一到冬天，不像“三秋”那样忙碌了，于是又加紧“斗、批、改”。有的造反派为了立功，仍想在“牛鬼”身上找岔子，他们甚至在巴金一九三一年写的一篇题目叫《给一个中学青年》的文章中，发现了“腹地”两字，就硬说这是鼓动人们去苏区搞破坏。这篇文章曾收编在一九六一年出版的《巴金文集》第十一卷里。它的内容是：“九。一八”沈阳事变后，一个中学生写信问巴金：“怎么办？”巴金回答说：“第一，我们没有理由悲观；第二，年轻人还有读书的权利，倘使不得不离开学校，应该去的地方是中国的腹地，是人民中间。”原文这样说：“我们的工作是到民间去，到中国的腹地去，尤其是被洪水蹂躏了的十六省的农村。”这本来的用意是很清楚的，所谓“腹地”，就是内地，一九三七年出版的《辞海》也有这样的解释：“腹地，犹云内地。”但是造反派硬说那是指苏区，要巴金承认这篇文章旨在反共。虽然他几次辩解，都没有用，在班组会上受到围攻，有些人存心要诬陷巴金，有些人虽知道冤屈，但在这样的场合也不敢不随声附和造反派，因为怕自己受牵累；有的人则是为了表示自己“革命”，要与巴金斗争到底。

巴金被纠缠得头昏脑胀，但造反派仍不放过他。班组学习会解决不了这个问题，造反派就召开整个连队的批判会。会前，两个“革命左派”找他谈话，要他老实交代，承认反党，并对他进行威胁。巴金已经看透了这些人用美丽辞藻装饰起来的谎言和恶毒用心，他忽然感到恶心，终于拒绝了他们的要求，坚持“腹地”是“内地”的解释。批判会召开了，一个一个人的厉声“揭发”，一个一个人的厉声“批判”，使巴金感到十分气忿，也十分厌烦，然后又听一个人连声问他：“腹地是不是心腹之患的地区？”接着又有不少人连声追着催：“说，说，说！回答，回答，回答！”巴金忽然感到十分厌倦，他真想躺下来，离开这个烦嚣的令人无限厌倦的世界，他像驱赶一群鼓噪的麻雀，或者嗡嗡地叫着的苍蝇离开自己的身边一样，对他们说：“是，是，是！”对方又追着问：“你以前为什么不承认？”巴金迟疑了一下，然后回答说：“以前我害怕。”对方听了，非常得意：他们这些人似乎全都非常得意。因为巴金放弃了争论，他们打了胜仗。

但是真正胜利的，并不是那些不讲理的造反派。恰恰相反，巴金这次终于发觉原来这些人都在演戏，而不是在追求真理，也不是在为“正确路线”斗争，他们是在装模作样地骗人，他们都不过是一群骗子！真理并不属于他们！因而，他现在开始有了这样一个疑问：“我们的日子真会这样过下去吗？难道我们伟大的中国人民，真会让这些骗子们长期欺骗下去，长期横行不法下去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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