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怕的六十年代过去。一九七○年的春节就要来到，大家回上海休假，各人都巴望有个喜讯传到自己身边。哪知工宣队传言下来：“上面”统一布置，全市文化系统要在奉贤办“五七”干校，作家协会上海分会接到通知，编为文化系统“五七”干校第四连，大家回去要作好长期在“五七”干校改造的思想准备。

萧珊在上海，身体愈来愈坏。巴金看着她消瘦的脸，无可奈何地把准备赴干校的实情告诉她。“你的问题什么时候能解决呢？”萧珊优郁地问他。他也只好叹息，但怕伤她的心，便说现正在写检查，看来不久可以告一段落。“总不能这样下去吧？”他像自问，又像回答萧珊。同时告诉她，他已与“革命群众”一起学习，几个人不再蹲“牛棚”了。萧珊听了，似乎心放宽了一些，就帮着他整理行装，为他缝被头，补衣服，当时家里的楼上房间早被查封，全家都挤在楼下两个房间里生活。巴金在走廊上整理旧书，却意外地发现了解放前在上海海格路旧书摊买到的一本居。堪皮的汇注本《神曲》的《地狱篇》，不觉顺手翻阅了一下，读到几段文字，好像发现了一件宝贝，便誊抄了第一曲在一个小簿子上，因为原书太厚，带着太显眼，好在现在已不像过去两年那样，除了“红宝书”之外什么都不准看了，在地里劳动感到疲乏时，或者在批斗以后，默诵一下但丁的诗句，可以鼓鼓自己的勇气。他相信但丁所描写的灵魂在地狱中受苦的情景，对照着现实，可以使自己心灵得到净化。

第七节诀别

巴金和他的难友们在上海送别了六十年代后期寒冷的冬天，来到奉贤文化系统“五七”于校。面临的七十年代初春，仍是一片凄厉的灰濛濛的景象。干校地处东海之滨，奉贤县东南叫作“塘外”的海堤之外，那是一块未曾开垦过的荒凉的盐碱地，漫无边际。他们住的是新建芦苇棚，棚顶盖稻草。海边风大，吹得棚子整夜格格响。泥地潮湿，逢到下雨天，路上泥泞没膝，室内更加潮湿，床铺棉被全还潮，真是苦不堪言。对巴金他们来说，这样的难苦生活还能顶住；最使人不能忍受的是，周围工宣队和“造反派”的脸色，比海边阴沉的天色还要难看。

干校的主要任务是劳动。巴金上了年纪，原来就笨手笨脚，一听到造反派厉声吆喝，更加胆战心惊，劳动时不免经常摔跤，有一次身子滑到沟里，连眼镜都找不到；这样的肉体与精神折磨，使他越来越瘦，也越来越老了。但他还是认认真真地劳动。这里有坚忍，有宽容；有悲凉，也有失望。有时他还与别人一起包干一块菜地浇水。别人有情绪，不肯多干；他就只好把别人应做不曾做的，自己来做。他往往做得精疲力尽，一到晚上就不免常做恶梦。几乎每夜做梦。他的床边，让一批恶人贴满了诬蔑他的标语，他不敢、也不想把它们撕掉。他在半夜里发出怪叫，因为他看到魔鬼伸出双手来捉弄他，有时甚至惊恐得从床上滚下地来，虽没有摔伤，却把别人惊醒。工宣队头头说他夜里睡不好，是因为他心里有鬼。巴金想，他自己心里倒没有鬼，鬼是在某些心怀叵测打着幌子篡位夺权的阴谋家心里。

他还经常被人押回上海去游斗，不是去哪个工厂，就是到哪个学校，因为他的名气最响，人家对他的兴趣也就最浓。工宣队和造反派头头们都说，巴金写的书最多，读者也最多，因此群众受他的“毒害”也最深，特别要对他批深批透。巴金有时几天不来干校，因为他被押到市区，就被市区的人留了下来。人们经常看到，巴金一回到干校，就立刻放下背包，头上戴起草帽，颈上围好毛巾，赶到田里参加劳动。他受到侮辱，受到责骂，习惯了，也从不反抗，他在内心已逐渐明白：“文化大革命”原是这么一回事：不要知识，不要文化，好让一批骗子在台上永远当家作主。

他不相信骗子能永远骗下去，他等待骗子们垮合。他不再祈求这些骗子来“解放”自己。春来秋去，一年又一年，到了一九七二年一月十日，那天早晨，天气非常寒冷，地处海边的干校，更是寒风刺骨，滴水成冰。巴金忽然从芦苇棚边的广播喇叭中听到陈毅副总理追悼会实况录音，他这才知道陈毅已经去世了！他怎么也想象不出这个一向精神抖擞，身体壮健，生龙活虎似的前上海市市长竟会离开世界。这使他想到不久前，在康生、江青、张春桥这些人指使下，那些造反派把“老右派”“黑大炮”等恶毒字眼加在陈毅身上的事情。这多年来，他曾经与陈毅有多少次相聚，一九六六年六七月间，在北京亚非作家紧急会议中，他还看见过陈毅与周恩来在一起谈笑自若，坐在主席台上；到晚上，还摇着葵扇、冒着炎暑来旅馆看大家。哪料到这么个钢铁汉竟给这些恶人逼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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