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金当时向黄源表示“想在问题解决以后回家选一两部比较有用的西方名著慢慢地翻译”的这个理想，在半年以后才总算勉强实现。那是在一九七三年七月，当时“作家协会上海分会”的牌子早已“砸烂”，原作协单位已被并入“文化四连”，有一天上午，工宣队员、“四连”党支书记把他叫到东厅，从口袋里摸出一个笔记本，向他宣布了“市委领导”决定，说根据“上海市委书记”王洪文、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和常委冯国柱、金祖敏六人的联名签署，巴金的问题“作人民内部矛盾处理，不戴反革命分子帽子，发给生活费”。这几句“四人帮”的语言，所谓“不戴帽子”实际上是一顶虽然看不见、摸不着，却是显然存在的帽子。当时巴金只好闷声不响。他无法提出抗议，也无法提出质询，只在支部书记问他有什么打算时，他就说了一句：“我可以自己做点翻译工作吧。”因为他想到在“文革”前自己曾开始改译屠格涅夫的《处女地》，而且已经开了头。当时支部书记不曾回答，但过了两天后在学习会上向大家宣布关于巴金的处理“决定”时，就在“决定”的最后加了一句“做好翻译工作”。以后，巴金一有空便躲到楼上小屋里拿出那本《处女地》进行翻译。但译完了，也并没有人来过问。接着，他就准备翻译赫尔岑的《往事与随想》，这本书内容非常丰富，从各方面反映了十九世纪上半叶俄罗斯社会、政治、文化生活的景象，从历史画面上刻画了高官显贵、大小知识分子以及仆婢、农奴的形象，以生动的语言鞭挞了以镇压十二月党人起家的尼古拉一世的黑暗恐怖统治，指出沙皇君主制度和农奴制度的罪恶和它必然走向灭亡。巴金从这本书中看到“四人帮”的影子，他译这本书正是想把这个影子在中国读者面前显露出来。他每天翻译几百字，仿佛同赫尔岑一起在十九世纪俄罗斯的暗夜里行路，像赫尔岑诅咒尼古拉一世的统治那样咒骂“四人帮”的法西斯专政，他相信这些人横行霸道的日子不会太久，虽然他们到现在还不曾放松对他的监督，但他已经不像“文革”初期那样喝了迷魂汤似的被“天王圣明”迷住了。

这时恰好黄源派自己的儿子到上海来看巴金，并给他送去杭州龙井新茶，巴金就把自己被宣布“作人民内部矛盾处理”及从事翻译工作的情况写信告诉了黄源。以后黄源来信更勤了，两人各从对方的信中汲取了友情的温暖。第二年即一九七四年春天，黄源还与楼适夷到上海两次来问候巴金，可惜这个时期又搞什么“批林批孔”，巴金又得每天去参加学习，并不得不跟

着大家写些大字报，因此适夷来他家中看他，竟然没有碰到。到了这一年五月，巴金的女婿祝鸿生由上海戏剧学院毕业被分配到杭州市文化局工作，巴金叫他抽个空去拜访黄源。黄源看到小祝像看到自己的孩子一样亲切地对待，还请他在自己家里吃饭。

这时期小林已在上海生了个女孩，名字叫做祝云立，就是后来巴金《随想录》中写到过的“端端”。端端出生的时候，正碰上林彪反党集团垮台，其后“四人帮”又千方百计地想夺周恩来、邓小平的权，他们一时腾不出更多的时间来继续勒紧知识分子的脖子，使知识分子得以在这个当口稍稍喘口气。但巴金虽被宣布“发给生活费”，实际不过是获准可以在每月到银行提取自己被冻结的存款三百元，其中还包括房租一百四十五元。在这样的情况下，巴金还维持着萧珊父亲每个月的生活费五十元，所以他的日子仍旧过得十分拮据。当时小林还不曾分配工作，小棠在安徽农村插队，个人的生活都有困难，外孙女的出生，又不得不临时找个照料产妇的阿姨。就在这个时候，李健吾的大女儿维音来上海出差，晚上到巴金家，给他带来人民币五百元，说是汝龙送的款子；而汝龙后来在信上却说是李健吾出的主意。隔不多久，健吾的二女儿也出差来上海，她也给巴金带来赠款三百元。虽然汝龙与健吾给巴金捎来这些钱，都出于对巴金过去恩情的报答，但是巴金从心底感激这两位老友的雪中送炭。

小林刚进医院临产的时候，沈从文忽然到上海来看巴金。巴金见到多年不见的老友，一时竟不知话该从何说起。他还记得三年前在奉贤“五七干校”学习劳动，有一次被揪回上海接受批判，批判后第二天一早到巨鹿路作协学习，刚在一间被指定的屋子里坐好，一个年轻姑娘走过来问他是不是巴金，说她是音乐学院附中学生，沈从文的亲戚，从文很想知道巴金是否仍住原处。巴金听说从文一家平安，心里很高兴，但他不敢与她多谈话，怕别人说他搞“串连”，所以只回答了一句“仍在原处”，就让她走了。过了几天，巴金又从上海回奉贤干校，却又见到这个姑娘，原来她们单位也在那边，姑娘说沈从文把巴金的地址遗失了，要他写一个交给她转去。巴金心中顾虑很多，考虑了几天，才终于把地址交给她。沈从文知道了巴金的地址，很快写了封满满五张信纸的长信来，讲了不少朋友的近况，最后说：“熟人统在念中，便中也希望告知你们生活种种，我们都十分想知道。”当时萧珊还活着，但已经病倒在床上，她比巴金先看到这封信，她拿着这五张信纸反复地看呀看，禁不住噙着热泪说道：“还有人记得我们啊！”巴金心里也很感激从文在这个时候还像三十年代那样关心他，但现在他正在水深火热中，“四人帮”放在上海的看家狗还把眼光紧紧地盯着他，而萧珊又病得这样，因此他未曾给沈从文捎去片言只语，甚至在不到两个月后萧珊去世时，他也不曾写信告诉从文，因为当时自己还是个审查对象，没有通信自由。现在从文还是让女儿陪着他来上海看他了，虽然他已患有心脏病，但还是像过去那样脸上露笑，像是没有经过这场昏天黑地的运动那样。巴金不禁为他的坦荡情绪感染，两人把藤椅搬到走廊上，毫无拘束地谈了个痛快，对巴金来说，他好久不曾在这样的气氛中谈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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