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年旧历十月十九日，琼如、瑞珏、济生和萧荀他们，又开始为多年不过生日的巴金做寿，给长期在悽怆的生活中过日子的巴金带来了一点安慰。以后，巴金还接到沙汀从成都给他寄来辣椒面和花椒面，礼轻心意重，友情可贵。这时，巴金又收到诗人杜运燮的来信。杜运燮是福建古田人，出

生在马来亚，曾在一九三九年与萧珊在昆明西南联大外文系同学，毕业后担任过香港《大公报》和《新晚报》编辑，还在上海《文艺复兴》等刊物发表过诗作，一九五一年回大陆在北京新华通讯社工作，“文革”中也受过审查。他听说萧珊去世，就写信来向巴金慰问，巴金知道他欢喜诗，萧珊在世时看到上海偶有《唐诗三百首》出版，知道这对长期生活在沙漠样日子的诗人是个多大的喜悦，也就买了一本给他寄去；萧珊去世后，巴金还为杜运燮陆续寄去新出的《陆游诗选》和《杜甫诗选》，他给杜运燮复信说：“蕴珍病中也常常想到给您寄书，但当时实在找不到中国诗集，后来找到一本就寄一本。”他还告诉杜运燮，萧珊在世时寄出的那本《唐诗三百首》也是巴金代她封寄的。杜运燮在知道了巴金的问题“作人民内部矛盾处理”后一年，他也来信告诉巴金有关自己的“好消息”，即他已结束了农村锻炼的生活，领导已宣布他“复职”，去临汾山西师范学院外语系任教。巴金写信去向他祝贺，祝他一切顺利。

又过了一年，到了一九七五年。当时巴金译赫尔岑的《往事与随想》已译了十多万字，黄源曾请他到杭州去相叙，因为巴金自从一九六六年陪亚非客人去杭州以后至今还不曾离开过上海一步，但是巴金还是鼓不起勇气。后来黄源自己来上海，他住在他的女儿家，一到上海就来看巴金，巴金也作了回访。老朋友劫后重逢，回首前尘，不胜感慨系之！黄源回去后，巴金还是很想去杭州一次，看看浙江的山水和一些老朋友。特别是方令孺，他曾请小祝去看过她，告诉她关于他的近况。她快八十岁了，虽然仍然住在原来的地方，但是一半住房被占，她的女婿死了，女儿身体不好，很少理她，曾给巴金写信，说自己晚景很寂寞。但巴金由于自己的问题没有彻底解决，终于没有应黄源之邀去杭州顺便去看方大姐。幸而后来李小林也被分配到杭州《浙江文艺》杂志工作，她有时也与小祝一起去白乐桥看方家的“九姑妈”，给她带去一点温暖和安慰。小林还记得几年前，自己也曾与同学到过外地串连，经过杭州，在方家九姑妈那边住过一个晚上，虽然九姑那时已经靠边，她仍热情接待她，还借给她零用钱。可惜的是现在小林夫妇来杭州工作后，十分忙碌，到方家的次数不多。

到了这一年秋天，有一个上午，巴金到巨鹿路“文化四连”学习。像两年前向他宣布“作人民内部矛盾处理”一样，那个支部书记又在门口把他叫住，让他跟着到东厅，这次不但仍没有什么文件根据，连笔记本也不曾拿出来，只是口头上向巴金宣布把他“分配”到上海人民出版社工作，叫他自己去报到。巴金在作协原不曾领过工资，并无“工作”的义务和负担，而且现在已经七十二岁了，即有工作也该退休了，而他们仍“分配”他到出版社“工作”。巴金虽没有反对，但他要求单位写封介绍信说明自己年老多病。第二天，他拿着信到人民出版社组织科报到。他们看到巴金，似乎已作好准备，一开口就叫他到编译室工作，而作协其他分配去的人都留在文艺编辑室。巴金想，看来自己已经被规定不让搞创作，赶出文艺界了。这次他回到家里，躺在藤椅上左思右想，不免有点悲愤。这几年来他看够了“军代表”“工宣队”和造反派的表现，“文革”开始时他对偶像的迷信和崇拜，己逐渐幻灭。他现在除了害怕，再也不相信他们所宣扬的东西了。他回想这些年自己的形象，放弃了人的尊严和做人的权利，低头哈腰甘受侮辱，把接连不断的抄家都当作自己应受的惩罚，甚至想通过苦行来改造自己。他越想越后悔，越瞧不起自己，下决心不再把自己的命运完全交给别人。到了编译室，他声言自

己身体虚弱，不能工作，只能一个星期来两天参加学习（确实，这个时期他的眼睛也不太好，也许泪流得太多了。医生说他的泪管阻塞，需要通。影响了他的视力。）接待他的是管业务的负责人，同意了巴金的要求。后来巴金参加编译室的学习，发现这里的空气比“文化四连”好多了，人们在这里虽然有时也不免要照着报纸社论表表态，但他不再有一开口就受人围攻的危险。同时他在这里也从个别人身上看到一点正气。也有人经常在学习会上发言，不甘心讲假话，以致引人注目。而巴金为了怕麻烦，仍与大家很疏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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