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次，有机会参加大会听报告。在会场上，巴金还是十分孤独，虽然有些熟人，但差不多每个人的心境都围了一道墙，很不容易相通。恰在这时碰到赵超构，巴金与他已有好久不见面了，他现在分配在辞书出版社工作，还重又当上了第四届全国人大代表。他走过来和巴金打招呼，约他散会后一起出去。后来他们一同到会场附近的红房子餐馆吃饭，谈得很亲切，虽然由于巴金头上还有那顶“作人民内部矛盾处理”的无形帽，林放思想上的“紧箍咒”当时也还不曾全部放松，两人谈话笑声不多，却还是谈到了他们在“文革”前共同的朋友金仲华与陈同生。虽然这两个朋友都己含冤去世，而这样一次谈话，却使巴金感到在寒冷中的温暖。

在编译室，只有满涛是巴金的老相识，虽然与他无深交，但在一九四○年，他在文化生活出版社主管编辑工作时，曾由李健吾介绍审编过满涛译作，即契河夫的四幕剧《樱桃园》。解放后，在政协学习会上，或在什么演出场合，两人也有点头招呼的机会。现在巴金从“文化四连”带着“创伤”被“分配”到上海人民出版社编译室来被“控制使用”，在这里人地生疏，满涛一看到他，却满脸笑容，跑到他身边来表示欢迎。他有说有笑还学着用四川话和巴金对话，使长期在单位受冷遇的巴金感到十分亲切。谁知道一年以后，即一九七六年夏天，工宣队根据他们的上级指示，竟把这个工作踏实、为人善良的翻译家满涛无端戴上“反革命分子”帽子，甚至在毛泽东去世的时候，大家到文化广场吊唁，也不让他参加，叫他留在单位里，不许他“乱说乱动”。而当他说自己“不是反革命分子，不会乱说乱动”时，工宣队又给他硬扣了一顶“翻案”的帽子，动员大家对他进行“批判”。巴金为此，感到非常悲愤，但又无可奈何。

也就在这个时候，巴金的女儿小林和女婿小祝从杭州回到上海来过国庆，说九姑方令孺已患肺炎住在医院里，他们去看过她，她已经认不出他们。而实际上，正当小林向巴金陈述方大姐病状时，她已经撒手西去了！

世界上令人遗憾的事情是不少的。上苍无情，竟然不让方令孺这样的好人看到使全中国人都笑逐颜开的那幕大喜剧——“四人帮”的灭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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