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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狠手辣杀降将

从1863年初到1864年5月，李鸿章率领淮军一路收复昆山、常熟、苏州、常州，向世人显示了这支军队的作战能力。在此期间，“常胜军”也协同淮军一起作战，但都是遵从李鸿章的部署。1863年11月，李鸿章亲自率军攻打苏州，与忠王李秀成部抗衡，双方相持不下。此时，太平军内部一些动摇分子产生叛降之念。当戈登率领的常胜军攻城陷入埋伏之后，太平军将领纳王郜永宽等为了赢得叛降的资本，故按兵不动，放了戈登一马。否则，戈登必然全军覆没。李秀成见力敌无望而率军撤退，把守城的任务交给了慕王谭绍光。淮军副将郑国魁是郜永宽的结拜兄弟，在程学启的鼓动下，郑国魁对郜永宽做了许多劝降工作。一天深夜，在苏州附近的湖上，郜永宽等人秘密和程学启签下协议，由戈登作证，商议投诚事宜。

李鸿章得知消息后，一面安抚戈登，让他在北门外待命；另一方面假意接受郜永宽等人的投诚。李鸿章之所以假意接受他们的投诚，是因为郜永宽等人要以杀死坚决守城的谭绍光为条件，自己仍然率旧部留守苏州。当时太平军在苏州城内约有十万余人，他们答应让出苏州城的一半给清军，而自己的部队不能被拆散，要保持整个建制编入淮军。程学启看到他们这样的条件，于是向李鸿章献计，将降将杀掉。李鸿章认为，他们几人今天能降我，明天也可能降他人。如果他们投降之后再反叛，我岂不是自讨苦吃？如果不允许他们自带旧部，那么苏州城仍然不可得。所以，他依了程学启之计，在苏州城外威武的座船上大摆鸿门宴，乘机将投诚的太平军八大降王一并杀掉了。

曾国藩对此事评价说，李鸿章心狠手辣，眼疾手快。李鸿章在其他事情的处理上也有类似的做法，有人说这是“厚黑”。李鸿章做事通常比较注重结果，而不在意过程，这也算是他的某种风格吧。

灭东捻封赏太低（1）

在湘军攻陷天京之后，曾国藩与清政府的关系骤然紧张起来。清政府深切地感到自己统治的最大威胁并不是太平天国余波，而是手握重兵、广揽利权的曾国藩。当时曾国藩总督两江，督办江、浙、皖、赣四省军务。他所创建的湘军已增至30万众，他直接指挥的湘军包括其嫡系曾国荃部在内亦多达12万人。他还控制着皖、赣等省厘金和数省协饷。他因“用事太久，兵柄过重，利权过广，选者震惊，近者疑忌”。而权势远在曾氏之下的左宗棠、李鸿章等同清政府的矛盾则降到次要地位。清政府为了防止曾国藩的权势继续膨胀而同自己分庭抗礼，便采取了压抑曾国藩兄弟，扶植左、李等人与之抗衡的分而治之的策略。1864年11月6日，即在湘军攻陷天京尚不到4个月的时候，清政府突然命令曾国藩前往皖、鄂交界“督兵剿贼，务其迅速前进，勿少延缓”，而改派李鸿章署理江督事。曾的幕僚赵烈文为此发出“殊咄咄可怪”的惊呼，曾国藩本人也“意殊寥落”。虽然不及一月清政府就收回了成命，但此举却是明显的扬李抑曾。

曾国藩太精于权术，也深谙官场之道。此时的曾国藩身为两江总督，督办江苏、浙江、安徽、江西四省的军务，他统率的湘军已经达到30多万，亲自指挥的湘军就有12万人。此外，他还控制着四个省的厘金和粮饷。如此巨大的权势集中在他一个人的身上，岂能不让清政府猜忌！“功高震主”这四个字不时地敲击着曾国藩的心。他不由得琢磨起后路来。

曾国藩开始主动裁撤湘军，以保住清政府对他的信任。他还希望通过保留李鸿章的淮军，作为自己和清政府之间平衡的砝码。曾国藩把手中的12万人分给了左宗棠、沈葆桢二人，对于朝廷最为担心的曾国藩的嫡系部队（即胞弟曾国荃所部），曾国藩也进行了大批裁撤，并安排曾国荃以生病为借口回老家调养。

1865年5月，清政府的“剿捻”统帅僧格林沁在山东菏泽全军覆没。僧格林沁死在一个十几岁的童子兵张皮梗的手下，场面煞是惊人。清政府马上任命当时为两江总督的曾国藩为钦差大臣北上督师，让李鸿章以江苏巡抚署理两江总督。这意味着李鸿章即将掌握两江的军权和政权。李鸿章在各方面给曾国藩的剿捻活动以支持。首先是在兵力上，湘军已经被裁撤的差不多了，李鸿章调给曾国藩33个营的淮军。李鸿章又派出10个营的精锐部队航海前往天津然后转战到景州、德州。李鸿章在粮饷上也给予曾国藩很多支援。他知道，在“剿捻”的大计面前，湘军和淮军必须团结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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