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月二十日，清政府同意了毛昶熙的主张，裁撤了三口通商大臣一职，命李鸿章兼任北洋大臣，处理一切北洋洋务和海防事宜。同时任命李鸿章为钦差大臣，山东登莱青道所管的东海关、奉天奉锡道所管的牛庄关都归北洋大臣统辖。此外，朝廷还下令将原通商大臣衙门改为直隶总督行馆。规定要在每年春季海口开冻后移驻天津，入冬封河时再回省城保定，如遇紧急情况可以例外。朝廷把此重担交给了李鸿章，并叮嘱李鸿章认真筹划洋务和海防，“尤须统筹全局，选将练兵，大加整顿……”

显然，李鸿章对这个任命是非常满意的。为了更好地完成朝廷交给的任务，他建议添设专管中外交涉事件和新、钞两关的税务的津海关道，还自己兼任直隶总督的海防行营翼长。提出了在运河北岸修筑天津新城计划。他还举荐有多年总署经验的陈钦为津海关道道员。

十月二十七日，李鸿章离开天津前往保定，顺路对治河和救灾的情况做了了解。到保定后，朝廷升直隶布政使钱鼎铭为河南巡抚的诏令也随后来到。钱鼎铭任李鸿章幕僚多年，工作非常得力，他的离开让李鸿章“如失左右手”。

1872年正月初五日，亲僚们在保定总督公署里，设宴庆贺李鸿章的五十大寿。其中，他的战交、学者俞樾写了一幅寿联：

以岁之正，以月之令，春酒一尊，为相公寿；

治内用文，治外用武，长城万里，殿天子邦。

翰林院编修黄彭年则在自己的《合肥相国五十寿序》中，将李鸿章与历史上的杰出人物召公和韩琦并列，说：“相国之早达与召公、韩公同，其封爵官太保开府于燕，与召公同；其见垂于外夷与韩公同。”“若当大难初平，国家所依赖，中外所翘首而企望”。虽然都是美言，但也还是有一定正确性的，因为召公地位的重要仅次于周公，曾国藩当时还是国家所依赖的第一中兴名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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