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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日本人对待朝鲜的态度就是“武攻”。1875年9月20日，日本海军少佐井上良馨带领一艘军舰驶至朝鲜江华岛附近，在这里测量海口，以作战备之需。

接着，日舰靠近江华岛，放下小艇，准备派士兵去岛上取淡水。这时，守卫领海的朝鲜军队发现日舰已侵入朝鲜境内，并发射大炮，向日军提出警告。日本人听见炮声，立即还击，将岸上朝鲜人的炮台击毁，并冲上岛屿，攻城烧杀。朝鲜军民伤亡惨重，但日本只有两人受伤。这就是“江华岛事件”。

日本蓄意制造江华岛事件，就是“诱导朝鲜开化，使朝鲜屈服，并予吞并”的借口。

“江华岛事件”发生后，日本军舰很快回国，日本政府为此发布公报，称日本军舰在经过朝鲜附近准备去大清时，遭到朝鲜人的突然袭击，日本人准备登陆询问原因，结果遭到朝鲜炮火更为猛烈的轰击。日舰迫不得已，进行还击，并于次日登陆，占领了朝鲜人的炮台，缴获了朝鲜人的器械，其间，两名日本水兵受伤。

这一公报发表后，部分日本人再也忍不住怒气了，呼吁日本立即出兵朝鲜。其中有个名叫“木户孝允”的向政府递交申请，要求自任使臣，前往朝鲜“探询原因”。木户孝允在申请中说：如今朝鲜人向日舰开炮，事实上，是已经正式与日本人开战了。但考虑到多种原因，日本人不便立即动武：朝鲜人一直奉行大清国的正朔——年号纪元与大清国一致，两国关系如何，日本人暂不清楚，对“江华岛事件”，日本人可以先派使臣赴大清询问底细，将事件的始末详细向大清政府作汇报，如果大清政府能本着朝鲜是其“邦属”之国的意愿，“代我责罪”，批评朝鲜的行为，并责令其向日本帝国道歉，妥善处理好此事，那么，日本人可以适可而止；如果大清政府不愿意“居中代办”，那么，日本就可以自行处理。怎么处理？首先是责成朝鲜承担责任；如果朝鲜方拒不承担责任，那么日本人定当问个水落石出，日本人应审时度势，出兵一事，应慎重考虑。

木户孝允的主张得到明治天皇的支持，并付诸实际。后木户孝允因患病而未能成行，日本政府领事派遣另一名使臣赴朝鲜交涉此事。同时，派遣外务少辅森有礼赴大清，探询大清态度。

1876年1月，森有礼到达北京，与总理衙门奕?等进行洽谈。当时双方争论的焦点是中朝宗主藩属关系问题。森有礼断言朝鲜之为中国属国，“徒空名耳”，否认《中日修好条规》适用于朝鲜事务，企图“在与朝鲜直接交涉之际，杜绝中国方面的干涉”。奕?则表示“朝鲜为中国所属之邦，与中国所属之土有异，而其合于修好条规‘两国所属邦土不可稍有侵越’之言者则一。”坐镇津、保的李鸿章，密切地注视着中日会谈，总理衙门也不时地“抄示往复议论朝鲜节略”。李鸿章认为日本对于朝鲜，以议和为名，实则备战，而朝鲜并“不愿议和，诚恐衅端已兆”。他既看到朝鲜“不足以敌日本”，《中日修好条规》无法束缚日本手脚，日本侵占朝鲜使中国“有唇亡齿寒之忧”，又不愿效法明朝李如松抗日援朝故事。他建议采取“息事宁人之计”，劝诱朝鲜忍辱负重，允许日本“通商往来”，以期“暂弭兵衅”，避免中国卷入纠纷。

朝鲜忍让埋祸患（3）

1876年1月24日，李鸿章在保定会见了森有礼。森有礼专程拜访李鸿章，是想“复申各说”，通过李鸿章影响总理衙门，打破谈判僵局。李鸿章接见并宴请了森有礼。森有礼絮聒不休，声称“国家举事，只看谁强，不必尽依着条约。”李鸿章针锋相对，指出“恃强违约，万国公法所不许。”森有礼坚持强权的逻辑，而李鸿章却迷信“万国公法”，殊不知“万国公法”并不能制止侵略者“恃强违约”。森有礼还否认朝鲜为中国“属国”；李鸿章驳斥说：朝鲜“奉正朔，如何不是属国”？他俩关于朝鲜是否中国“属国”的争论，其实质是西方殖民观念与东方封贡观念冲突的反映，是日本企图排挤清朝势力、打开侵略朝鲜的通路和清朝方面为维护宗藩关系、防止日本侵略朝鲜的斗争。森有礼在“酒酣面热”时，曾说“取了高丽有何益处？”李鸿章乘机对他晓以利害，并挥笔疾书“徒伤和气，毫无利益”八个字送给他。森有礼再三央求李鸿章转商总理衙门，设法劝说朝鲜接待日本使臣。事后，李鸿章果然不负所托，向总理衙门详细地报告了与森有礼会谈的情况，并建议“将奏请礼部转行朝鲜一节作为收场，以示格外和好，藉答来意，而略缓其逞强黩武之心，更于大局有益。”

由此可见，李鸿章对于朝鲜，既抱住所谓宗主权不放，又对日本侵略采取“息事宁人之计”，其结果势必引进日本侵略势力，损害清朝的既得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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