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时清议派核心人物李鸿藻实际左右着总署，他“竟欲东讨日本，西击法兰西”，他们根本看不到实际的情势，一味盲目要求排斥外国。这样，在八月的时候，广东沙面洋人聚居区里就发生了中国人焚烧洋人房屋的事件。而地方官也听之任之。朝廷派彭玉麟赴粤办理防务，他也不对此事进行追究。此外，彭玉麟对来访的外国人是概不接待。这样一来，20多天洋人都不敢来访。

近20年的和平局面眼看就要保不住了，李鸿章很担心，于是在十月十五日写信告知彭玉麟：“沙面毁洋房之案，尚未办结，各国纷纷猜疑，日有谣诼。目前必须镇压民心，勿令妄动，免致因风生火。”二十八日，又向总督报告，说现在中法还没有正式开战，而彭玉麟却已在广东发出告示煽动人民仇外情绪；而且禁止各国商船进口会引起国际公愤，故请求朝廷让彭取消告示，要不然就把他调离广东。三十日，朝廷批准了这个建议，下令彭玉麟不许张贴告示，不让他挑起仇外事端。

不败而败留怨言（4）

十一月十二日，法军海军中将孤拔指挥法国陆、海军由河内向越南北圻的山西省进攻。由于有越南官民做内应，法军于十七日拿下山西，驻守的黑旗军刘永福部退守兴化，中法战争正式爆发，清军溃不成军。于是，朝廷内部又爆发了一场主战和主和的大争论。主战派表示，当前的局势都由一味求和酿成，必须给法国以严厉的打击；主和派则表示，现在中国战败就说明了万万不能和法国开战，开战必败已经成为不可逆转的经验和事实。

李鸿章一贯主和，现在一下子变得强硬了。光绪十年（1884年）十二月十二日，李鸿章写信向翁同龢解释这次变化中的原委说：“越事之兴，尚冀迎刃而解，息事宁人。今则局势屡更，彼此皆骑虎难下。自不得不坚持，以待机会。然岑（毓英）、徐（延旭）皆非能了事者，仍在枢轴之相时操纵耳。若仅在越地鏖兵，利钝无甚关系，波及内地，则各省强弱不齐，民穷财匮，实大可虞……我公忧国如家，知必长虑却顾也。”在十五日给军机大臣李鸿藻的信中又说：“鸿章于事初不敢力主进取，实见得各省戒备，未尽精整，或至一发难收。今山西挫退，敌焰正张，我军已扎北宁。洵如遵旨，只有增军缮备，一意坚持，以待事机之转。”战事未开，自然要尽力争取和平，现在既然已经?诸武力，又吃了败仗，求和这条路已经彻底堵塞，那就只能加强战备了。很快他又请求朝廷派宋庆添募4营人马在营口驻防，派曹克忠选勤奋6营在烟台和威海一带驻防，以加强北洋的防务。

1884年二月，越南北宁、太原相继落入法军手中，驻越清军败回国内。朝廷震怒，下令将负责前敌指挥的广西巡抚徐延旭和云南巡抚唐炯革职查办，另调潘鼎新和张凯嵩分别署理。同时，清议派也借此大肆攻击主持中枢的军机大臣们。慈禧太后于是改用礼亲王世铎为首的新人，全部裁撤了原班军机大臣，总理衙门也都改为庆亲王为首的人控制。这样一来，军机处和总署两处大权都为奕劻把持，而慈禧在幕后操纵奕劻，把一切大权都牢牢地握在手里。

二十六日，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张佩纶被任命为总理衙门行走，奉旨前往天津和李鸿章就越南战事进行商讨，十二月初一日回京。李鸿章根据两人所议奏上了《妥筹边计折》和《妥筹前敌军事片》，认为虽然清军在越南吃了败仗，但是用不着立即将其调回，而应当向越南增兵，提高武器装备，在相持中寻找最佳战机。应由岑毓英统一指挥黄桂兰部和刘永福部、赵沃部，由天津拨给桂军10尊山炮，4500支后膛枪。末尾他表示了坚决抗击法军的决心，说国家养兵千日，现在正是用以解决国家危急的时候了。

1884年5月，李鸿章和福禄诺签订《李福协定》，规定：中国承认法国和越南订立的条约，法国不索赔款，中国同意在中越边境开埠通商，中国军队自北越撤回边境。条约签订之后，清朝大臣们纷纷反对，认为此条约过于辱国。李鸿章遭到主战派的联名奏劾，御史与翰林也联名上书弹劾。清政府不得已下令让左宗棠重新回到军机处。6月23日发生了“北黎事件”。法军向谅山前进，谅山清军表示没有接到撤防的命令而加以阻止。法军在北黎打死清军代表，炮击清军阵地，清军打退法军。法国政府故意用“北黎事件”向中国方面挑衅，诬蔑中国破坏《李福条约》，借以索要军费2亿5千万法郎，并派出军舰前往福建和基隆。

清政府内部慌乱不已，大臣们一时间都没了主意。左宗棠说中国不能总是示弱，不如拿赔款作为战费。李鸿章则还是主张议和。8月23日，法国舰队突袭福建水师，清政府不得已下了宣战书。10月，法军对台湾和北越发动进攻，中国又开始新一轮的议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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