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道》篇中“天道”的意思为自然的规律。本篇的中心是论述天道以及天道与天道的关系。天道自然无为，帝王都应该效法天道。同时人道有为也不能废除。无为是君道，有为是臣道；天道有尊卑先后，人道亦应有尊卑先后。本篇作者还从天道的秩序来论证社会上人伦秩序的合理性，这说明作者虽然在理论上坚持了道家无为的总原则，但实际上对道家学说已经有所修正。

《天运》中所论述的内容与《天道》、《天地》有部分相近。天运，自然的运转。本篇着重说明天道就是自然之道，是不断变化发展的。顺着自然的变化就可以取得成功，违背自然的变化则要闯祸。篇中强调变化发展，反对固执旧说，而孔丘之徒固守六经所宣扬的仁义忠信的旧理论，三皇五帝的老经验，结果是到处碰壁。不过篇中宣扬的仍是复古主义，认为从黄帝到夏、商、周的发展可以说是一代不如一代的。

《外篇》中这几篇所持的这种政治要“应时而变“的观点，与《内篇》中所论的完全弃绝政治的观点已经有所不同。这几篇中的主张君道无为、臣道有为和肯定人伦秩序的合理性等的论述，其实在一定程度上是自相矛盾的。与《内篇》相比较，从《外篇》中可以看出庄子学派的发展变化，受到儒、法等家学说的某些影响。

《骈拇》、《马蹄》、《胠箧》、《在宥》、《缮性》、《至乐》、《达生》和《山木》等篇，是讲人性、养性等问题的。篇中认为人性是有自然的天性，凡仁义、礼乐、名利等等都是多余的，无用的，甚至是有害的。

例如马，用蹄子践踏霜雪，用毛抵御风寒，吃草饮水，随意举足跳跃，这是马的天性。伯乐（伯乐：古之善相马者。一说为春秋中期秦穆公之臣，以善相马而闻名。或以为此人名孙阳，字伯乐。一说为春秋末年晋的大夫邮无正，又名王良，字伯乐。）却说他善于训练马，用烧红的烙铁给马打上火印。剪齐马的鬃毛，修刻马掌，给马戴上笼头。嚼子的约束，加上后面有鞭子的威胁，这样马的天性就失去大半了！仁义礼乐残害人的天性就跟这一样。《胠箧》中写道：人们束紧口袋，锁牢箱柜，在于防盗。可是，大盗把口袋、箱柜一起拿走，还生怕束得不紧、锁得不牢。这样一来，本来是用来防盗的手段不就成了为盗贼方便而设的吗？田成子（田成子：又称田常、陈恒，齐大夫，成为其谥号。其七世祖敬仲为陈国贵族，后移居齐国为大夫，食邑于田，故以田为氏。鲁哀公十四年（公元前481年），田成子杀齐简公，立简公之弟骜为齐侯，是为平公，从此操纵齐大权，齐侯不过是个傀儡，名存实亡。）窃得齐国，连同治理国家的“圣人之法“一起盗去，所以能够安然无事。由此看来，“圣人之法”岂不是为田成子这些人的方便而设的吗？又进而指出，圣人提出治理天下的办法，善人、恶人都可以用，善人用来做好事，恶人用来做恶事，而天下恶人多，善人少。所以用这套方法对天下人来说害多利少，应当打碎。其次，指出当今社会一切文明成果皆被大盗窃走，变成了维护他们私利的工具。因此，只有绝圣弃知，摈弃一切文明成果，才能从根本上改变这种不合理状况。因此，本文作者指斥圣人提倡仁义实际上是给大盗做了帮凶，所以发出“圣人不死，大盗不止”的呼声。《在宥》篇中说：夏、商、周三代以下，天下大乱，君主都凭借酷刑进行统治，受刑的人到处都是。而儒墨之徒宣扬仁义，实际上是在强化统治人民的工具而已。因此篇中得出结论：君主“莫若无为”。显然是以人性自然论为基础的“无为”政治论。

无为而治天下，是对统治者而言的，至于个人在这样的社会里应该怎样生活下去呢？《山木》篇讲道：庄子看到山上一棵长得很繁茂的大树，伐木人却认为它没有用处而不去砍它，这棵树因此存活了很久。庄子下了山，住在朋友家里，老朋友让仆人杀只鹅款待他。仆人问：两只鹅，一只会鸣，一只不会叫，杀哪只？主人说，杀那只不会叫的。树“以其不材得终其天年”，而鹅“以不材死”，这就说明材与不材都具有两种不同的命运。从而庄子认为，生活在当时那样的战乱社会中，只有处于成材与不成材之间，才能免祸。但这样在夹缝中过日子是非常痛苦的，而且仍然还是有一点儿危险，所以最后提出，掌握了天道就能逍遥自在，没有什么东西能伤害到自身等等。

《刻意》篇中对隐居、游学、做官、导引养生（导引：古代一种养生术，通过调节呼吸和一定的姿态动作，以通畅血气，增进健康。后代方士加上神秘色彩，把这种养生术说成是修炼成仙之术。）等等都做了否定，同时强调要忘怀一切，恬淡无为，使精神纯粹，顺乎自然，这样才合乎天道，这才是养神最正确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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