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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关于雕像的记载同诸多学者的矛盾（图）4
威廉.多普菲尔德博士,一个与谢里曼共事的人,也是他的顾问兼知交.他是支持谢里曼的少数德国人之一.很久之后的1932年,多普菲尔德写道:"当谢里曼在特洛伊和伊萨凡工作时,一些学者,特别是德国语言学家对他冷嘲热讽,百般诋毁.对这些行为,我始终无法理解.后来,我依照《荷马史诗》着手发掘工作时,也遭到许多知名学者的嘲笑和讥讽.这实在是让人觉得非常遗憾.他们的意见不但不公正,而且的确很不科学."专业工作者不相信非专业出身的业余活动者,实质上是平庸之辈不相信天才人物.他们习惯于循规蹈矩地打发日子,如果别人要走出一条全新的冒险的路子来,即马丁.路德所谓"对人世间一切都不依赖",他们就看不惯了.然而平庸之辈总是占大多数,并且往往有权有势.
回顾科学发展史,不论上溯到多少年前,都能够看到,数不清的伟大成就都是外行的、业余的、非专业性的人做出来的.这些人信仰坚定,自学成才,偏偏没有专家们的盲目与偏见,没有专业训练的条条框框的制约,所以,世纪制造蒸汽机的先驱帕平是个医生.富兰克林是肥皂匠之子,连中学的门槛都没碰过,更甭说大学啦;后来不仅成了著名的科学家,而且成了伟大的政治家.电的发现者加尔班尼首先是个医生.据奥斯特尼尔德所著的电子化学史记载,加尔班尼之所以发现了电,恰恰是他正好缺乏电学知识.弗朗霍佛尽管到14岁才识字,在光谱方面的著作却非常出色.铁匠之子法拉第,当过订书匠的学徒,他的知识几乎全靠自学而得.梅耶发现了能量不灭定律,但他不是物理学家,而是医生.同为医生的赫尔姆霍茨,26岁时就出版了有关同一内容的著作.乔治.布封是数学家兼物理学家,而一本地质学著作却是他最主要的著作.解剖学教授索莫林发明了电报机.画家莫尔斯编创了电报码,画家达盖尔发明了摄影术.三个毫无专业知识的军人齐柏林、葛罗斯和帕瓦西尔却发明了飞艇.类似的例子不胜枚举.假如把这些人和他们在各自领域里所取得的成就一笔勾销,那么整个科学发展就不堪想像了.然而,这些人无一例外都曾经一度忍受当时的所谓专家们的嘲笑和蔑视.
第一部分:关于雕像的记载同诸多学者的矛盾（图）5
在考古学及其相关的领域里面也涌现了一批出色的业余活动者,例如,第一位优秀的梵文翻译者威廉.琼斯本来是孟加拉的一名高级法官,而不是东方学者;古文学家戈罗特劳德是楔形文字的第一个翻译者,而他的事业继承人罗林生却是军官兼政界领袖;医生托马斯.扬肇始了译解古埃及象形文字这项艰难工程,而历史学家商博良则是这项工程的完成者.铁路工程师休曼发掘了波贾蒙古迹.
如果这些出色的成就都出自专业工作者之手,那谁也不会非议它们的价值.但是,既然最后的成果是最为重要的,而取得这些成果的手段又无可挑剔,那么难道我们不应当格外感谢这些"外行"吗?诚然,在早期发掘工作中,谢里曼也犯过一些严重错误.一些应当保存的古建筑被他拆毁了,一些可能提供重要线索的古墙被他破坏了.但对此问题,德国著名历史学家爱德华.迈尔的观点是:"谢里曼的方法不分步骤,直挖到底.看来科学上最大限度的成果就是这种方法带来的.假如采用更为系统化的发掘方法,就有可能挖不到那山头下更加古老的几层,我们现在认识到的真实的特洛伊古文明就仍然深藏在地底下."谢里曼早期对史料的解释和年代的判断大部分是不正确的,这当然十分可惜.然而,当哥伦布发现美洲时,他却以为到了印度,但是这个错误看起来并没有降低他发现美洲的实际价值.一开始发掘希萨尔里克高地的时候,谢里曼简直就像一个孩子,用榔头乱砸玩具;从这时起到发掘迈锡尼、梯林斯的这段时期,在考古学上的造诣,他毫无疑问有了巨大的进展.这一点,多普菲尔德和伊文斯都作了证实.
然而谢里曼却苦于自己在国内缺少知音.他发掘的成就明明摆在全世界的面前,偏偏福克汉玛学者直到1888年,在其所著《伊利亚特解》一书的再版中,竟然认定特洛伊战争只不过是诗人的一种比喻,是对海潮与江河的矛盾、特洛伊平原上雾与雨的矛盾的一种影射.对此,谢里曼从来就是严加驳斥的.一个名叫波依梯克尔的少校,习惯于无理纠缠,拚命似地反对谢里曼.他竟然说谢里曼故意破坏一些古墙残迹,因为假如保留下来可能会证明他的看法是错误的.谢里曼给这位少校寄出了差旅费,让他到希萨尔里克来了一趟.一起来到了现场,在场的几位专家都鉴定谢里曼和多普菲尔德是对的.可那位少校一副煞有介事的模样,认真地巡视了一周,就打道回府去了.回去以后,他居然言称,"所谓特洛伊",不过就是远古时期的一座庞大的葬场而已.于是,谢里曼邀请了几个国家的学者汇聚现场,在1890年作了第四次发掘.有英、法、美、德四国学者参加了,共计14人.为了学者的住宿,谢里曼特意在卡斯曼德罗斯谷周围建造一批木房子.在无可置疑的证据面前,学者们一致认为谢里曼和多普菲尔德所说的都是正确无误的.最后,谢里曼积累了一批价值连城的出土的古文物.在他的遗嘱里他表示愿意把这批出土文物转让给"我最敬爱的"国家的国家博物馆.他先后向希腊政府和法国政府发出了信号,愿意把这批文物出卖给他们,然后到1876年,他又给彼得堡的一位俄国男爵写了信,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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