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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友这个酒令很有意思。估计是对诗歌界很了解的人士才能撰得出来。如果公木真的对公刘发问，也确实是一言难尽。

公刘是笔名，或者出自《诗经·大雅·公刘》。1949年公刘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奔赴大西南，估计此时也唱过公木作词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吧。他1955年调北京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创作室任创作员。发表过《五月一日的夜晚》、《运杨柳的骆驼》、《上海夜歌（一）》等。1954年《人民文学》以显著地位发表公刘执笔整理的根据云南路南彝族民间的爱情神话改编的叙事长诗《阿诗玛》，影响较大。

公刘本姓刘，比公木小17岁，和公木不是一代人。把他们最紧密地联系起来的，是上世纪50年代后期。他们虽然都被打为右派，但是因为有先有后，所以也就留下了黑色幽默。1958年第二期《诗刊》的第100至108页发表的《公刘近作批判》非常有名，而这篇批判文章的作者，即是公木先生。公木的批评语言尖刻而严厉，自然也有上纲上线的地方。

1956年，公刘的创作发生了巨大变化：他看到了社会生活的不合理现象，写了《禽兽篇》。另外近30岁的公刘首次陷入情网，自比“迟开的蔷薇“，写了一些爱情诗。《天上的繁星千万颗》还大胆地涉及了“命运“问题。公木的批判，即以这几首诗为靶子。说他“感情空虚阴暗““颓废哀伤“，“背离社会主义道路“，“个人主义的贪欲与野心“……而就在公木先生的批判文章刊发的半年之后，1958年9月11日第17期《文艺报》即刊出一篇关于公木自己的批判文章。作者是文革后曾担任《诗刊》主编的杨子敏先生，文章题目叫《公木在谈诗歌创作中宣扬了什么》，直接给他贴上了唯心主义的标签。公木曾反对给诗歌创作贴标签，但他也给包括公刘等人的创作和观点贴过各种各样的“标签“，如今，轮到他自己也被别人贴标签了。重读他在1956年第23号《文艺报》发表的讽刺诗《标签颂》，真是感慨万千：标签飘飘，人心摇摇。或贴于背，或系于腰。//标签擞擞，人心抖抖。或贴于头，或携于手。//标签写止，人心怯止。彼贴人者，人亦贴之。好一个彼贴人者，人亦贴之啊。

杨子敏先生的文章说：“公木的《谈诗歌创作》从1957年8月1日出版以来，到今年3月已经印了4次，作者在这本书里热烈地赞扬了右派分子公刘、邵燕祥的诗，并且大量散布了资产阶级唯心主义、个人主义的文艺思想。“可是，说公木《谈诗歌创作》热烈赞扬了邵燕祥的诗，还情有可原，但是说公木在这本书中“热烈地赞扬了“公刘的诗，却并不是事实。

在这本书中，公木的确提到了公刘，但却是对他的《西湖诗稿》中的一些不太确切的句子提出批评。公木是这样说的：奉劝诗人们必须慎重从事，万不可徒在形式上去追求酷肖旧诗词，如果缺少了化腐朽为神奇的学力，便纵有十分的才华，也难免坠入恶趣。我们仍然可以举出公刘同志的诗篇作例，他在《新观察》上发表的近作《杭州诗稿》，就只给人雕琢、破碎之印象，比如：

苏堤南北，白堤东西，垂柳依依，万缕青丝，根根风流，如何梳理？

——西湖绝句踏遍名山，掬遍湖水，都为了探访先贤遗迹。

——怀古（一）仰天悲歌，远望登高，胡尘滚滚，难见中原风貌；愿将“剑南诗稿“，换取汗马功劳！

——怀古（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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