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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犯李之琏、黎辛一个被定为“极右分子“，一个被划为“右派分子“，均被开除党籍，张海和崔毅定为“反党分子“，留党察看。另有一位级别较低的办公室主任童大林，后因“认罪态度较好“而被赦免。

这一斗争结束后，对丁玲等的结论和处理好像就显得很牢靠了。随之而来的就是在全国范围内，凡是实事求是地说过丁玲好话的人，都一一受到检查处理，或定为右派，或定为反党分子，或作为犯严重错误，很少听到有谁幸免于难。公木自然也就在劫难逃了。

公木在文讲所的同事徐刚前几年回忆说：

因为公木和李之涟的关系，批斗公木和古立高是这一斗争的继续。我一进王府井大街64号的大门，就感到心情的不舒畅。机要秘书给大家发批判公木、古立高的发言纪录，每次都隔过我发给我旁边的人，我想了解一下公木到底有什么“罪行“，便问，为什么不发给我？机要秘书说，你发言，发言后给你。我想，我不要也不说。过了两天，公木在众人的质问下，一连说了几次“我听徐刚说的……“我沉不住气了，说：“是我领导你还是你领导我？“实际上是为自己辩护。这个口子一开，我说了公木对丁玲的同情，对周扬的意见，说了公木在文讲所问题上与领导上有不同的看法。散会时，机要秘书给我一叠批判公木、古立高的发言纪录。这是奖励我还是污辱我？！我心里太难受了！出了大门，我心事重重往北走，却忘了乘车。我想我参与批斗了一位热心的好人——公木的“罪行“无非是同情丁玲，同情第三期学员流沙河。流沙河被批判后，他写了一封劝慰信……我一边走一边想公木的好人品。

跟公木一起划右的黎辛先生当时已经调湖北文化局，已经不在中国作协工作了，他是从湖北任上召回来接受批判的，时间是在1958年5月。这一年被中国作协补划为右派的还有《人民文学》的秦兆阳。他是1958年7月下旬“正式“戴上右派帽子，7月25日被开除出党，公木是出国访问回来后，于1958年10月正式戴上右派帽子，开除党籍，工资降为行政15级，并下放劳动改造。所以就当时的中国作协机关来说，公木的确是最后一个“正式“的右派。此后，正如秦兆阳所言，“人走到哪里帽子跟到哪里，每个知道你的人都知道你的帽子。然而更使人痛苦的还不在于‘戴上’，而在于‘取消’，取消了党籍，取消了做人的重心，取消了内心的寄托，取消了第二生命，成了自己人的敌人，心被摘掉了！灵魂无依了！——这一切都压在精神上！“

根据当年的文件显示，1957年至1958年，由中国作协划为右派分子的共有三十人。他们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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