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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八章（1）

第三十八章掉进一个历史的玩笑杨子敏先生在《文艺报》发表的那篇《公木在〈谈诗歌创作〉中宣扬了什么》，可以说是向外界宣布公木出问题的一个正式的信号，从这一期开始，《文艺报》编委的名单中，公木的名字就消失了……曾经写过那么多批判诗文的公木，自己也终于陷入了被批判的深渊。他的那些诗歌创作，也被一锅端地指责为是他的“反党工具“了。

杨子敏说：

（《谈诗歌创作》）开卷头一篇，是公木1941年写的一首诗，题目是《我爱》（代序），作者在这里宣布他对诗的见解说：“什么／生命力最久常？／什么／光照得最深最强？／／是你啊，／我心爱的诗。／／……假如有一天，／你把光耀隐逝，／一切过去将只剩一片空白，／而根本也就不会再有未来。“

诗竟变成了这样一种神秘的东西！在他看来，现实生活是第二性的，而诗却是第一性的。现实生活是依附于诗的存在而存在的。在这里，是成了一种独立存在的、有独立意志的、能够支配生活的神秘力量。如果有一天诗把自己的光耀隐藏起来了，那么，过去也没有了，未来也没有了，一切都成了空白了。

这还不清楚吗？在存在和意识的关系上，在现实生活和文艺的关系上，公木正是站在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立场上来宣传资产阶级文艺思想的。

这个神秘的、凌驾于生活之上的诗，成了这位诗人顶礼膜拜的神祗。诗人自己也因此而神秘化了。公木说“我爱过许多男人和女人，／我却没有／像爱你这般深。“一个诗人怎么可以不爱诗呢？假如一个人深深地热爱我们的生活和人民，他要运用诗歌这个工具来歌颂人民，因而也热爱诗歌，这当然是应该的。但是，如果对于诗歌的爱超过了对于人民的爱，说什么爱人类“从没有这样深“，这不是很奇怪吗？显然公木是把诗歌当成发泄个人感情的工具，他是用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观点来对待文艺。

这表明，公木不仅把诗歌当成发泄个人感情的工具，而且用诗去咒骂新社会，支持和鼓励右派分子。诗，已经成为他的反党工具了。

成为右派之后，公木的主要工作是检讨。恭恭谨谨地交代自己的各种罪行：在延安办鹰社和“蒺藜“墙报，与丁玲、陈企霞来往的全部历史、全部过程、全部内容，同情流沙河，为丁陈翻案的全部罪行——所谓全部，其实并不准确，公木此前写作的向右派反击的犀利檄文，那是绝对不能再提的了。提了，也没人承认你的“贡献“，反而会招 致“不老实“、“不肯低头认罪“的种种训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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